下午那会手机里传来歌声，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满呦映山红。
2018年，从襄阳来到黄冈，我二十三岁，公司让我去开拓市场然后我被扔进了红安这个湖北黄冈的小县城，给这里的孩子上幼儿体智能课。这里是苏区，那会我不知道。但红安知道我来过。那片土地认得每一个认真走过的人。它也认得我。
拖着行李箱下车的时候在下雨。天灰着，山矮着，小镇陌生着。我什么也不是，这就是我以后要待的地方嘛？
红安是慢慢长进我身体里的，我记得每个在这遇见的人，七里坪、八里湾、二程镇、城关镇、高桥镇，我都在短暂上过课。用脚穿过每一条街，抱着教具走进每一所幼儿园。二程镇有棵大槐树，孩子们在底下排队喊我老师。八里湾镇最远，去李先念故居那天顺路去上课，孩子们的眼睛亮亮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不再觉得这里是异乡。第一次见她是在七里坪的幼儿园，走廊那头走过来一个人。夏天的傍晚我们沿着倒水河走，她伸手去摸墙上的弹孔。那时候我想，原来我不是空的，她问过我会走嘛？我说我不是红军。
2019年，我有了车。每周两三趟翻过大别山去麻城。路过乘马岗，每次都慢下来看一眼褪色的标语墙。大别山沉默地坐着，公路从它身体里穿过去。它什么都见过——见过战火和离别，也见过一辆白色名爵的车每周都来，车里坐着一个正在慢慢变沉的年轻人。
2019年4月，龟峰山。十万亩杜鹃开了，从脚底烧到天边。我站在那儿，忽然哭了，哭的是，突然来的分手，哭的是在外漂泊心，和二十三岁积蓄的所有空旷和迷茫，在那一刻化掉了。
那只是第一次。
2019年夏天，我搬到城关镇，住在董必武故居旁边。2019年深秋，梧桐叶落在我肩上。我抬头看那堵青砖灰墙，夕阳把砖缝里的青苔染成金色。我站了很久。董必武先生离开这里时也是二十出头。我与他素未谋面，可我们共享过同一棵树。第二次，有什么东西在胸口胀开。
2020年春天，疫情来了。封城，她在七里坪，我在新疆，隔着3000公里。信号断断续续，电话里声音忽远忽近。我们吵架了。为了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句话从手机里传过来，变了调，像隔着水。然后挂了。与她再也没有见过。
解封后我去七里坪，长胜街空荡荡的，红灯笼落了一层灰。我站在幼儿园门口，门锁着，里面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告别，没有最后一面。那通电话就是终点——两个人在信号不好时互相挂断，然后各自被时代冲散。第三次，疼得彻底，可能时间长了也就不在那么难受了。
2021年，我用很长时间思考要不要离开。不是公司要我走，是我自己要做决定。四年了，我在这里从空壳变成了心里装满东西的人。可有些路走到尽头就要转弯。我在长胜街走了最后一趟，在董必武故居门口站了最后一次，在八里湾孩子们亮亮的眼睛前面跟自己说——你该走了。不是逃离，是带着这四年所有的重量离开。
走之前，二程镇幼儿园排《映山红》，幼儿园李老师让我演那个红军战士。穿上灰布军装，灯光红彤彤的，音乐响起来。我向舞台深处走去，一步一步，走进那片红光里，再也没有回头。
台下有个老人哭了。他的爷爷1932年从七里坪出发，新婚三个月，再也没有回来。老人说他在我背影里，看见了他从没见过的爷爷。
2021年5月，麻城龟峰山。十万亩杜鹃同时开放，从脚底烧到天边，风一吹整片花海都在动，像大地自己在呼吸。那种红像血浸进土里晒了三百年，又从地底下渗了出来。我站在那些花面前，在那些杜鹃花面前，心变的苦涩，总有分离嘛。那些映山红开了几百年，红军从旁边踩过去的时候它们开着，子弹从头顶飞过去的时候它们开着，人来人往生生死死，它们只是每年四月把整座山点燃。
那一刻，第四次。四年的全部重量一起涌上来——龟峰山的花，梧桐树的落叶，那通再也没能拨回去的电话，关着的门，空了的宿舍，还有现在，台下的眼泪和台上的红。我眼眶烫得厉害，但我没有回头。走进红光里的那一刻，我替一些人走完了他们没走完的路，也替二十三岁的自己，走完了这四年。
我干过的工作太多了。云南中铁炸过山，襄阳也带过体智能，扛过相机拍婚纱，坐过管委会敲键盘，穿过警服出过警，也开过车带游客园游览新疆美景，都挺好。可那些日子像水流过去了。只有红安沉在底上，不流走。
今天，手机里忽然响起《映山红》。
闭上眼——七里坪的槐树、八里湾的院子、二程镇大槐树下的孩子们、城关镇的每一条街、高桥镇亮亮的眼睛、大别山的盘山路、龟峰山连天燃烧的红、董必武故居的梧桐落叶、那通被信号撕碎的电话、空荡荡的宿舍、二程镇舞台上那片永远不会熄灭的光。
它们全部涌回来，把我重新打湿一遍。
二十三岁的我，你拖着行李箱站在雨里的时候，以为只是随便来一个地方。可后来你在这里哭了四次——第一次在山顶，第二次在梧桐树下，第三次在空荡荡的长胜街，第四次在舞台上。四次加在一起，把那个空荡荡的年轻人磨成了一个心里装满山河的男人，往后所有的岁数，我都会在心里为红安留一块地方。每年春天，漫山遍野地开。永远地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