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我们终于做了那件拖延已久的事——清仓了那套投资房。
说起来，这套房子已在手上许多年了。那年我们在北京买了二手房，几年后又攒了些钱，但还不够置换更大面积的改善型住房。那时候，投资房产依然火热。于是，先生便和两位同事一起，跑到河北一处离北京不远的地方，在同一个小区里楼上楼下、隔壁单元或对门的位置，各买了一套。总成本95万元。
我们没有贷款，攒了一段时间钱，全款买下了它。后来市场确实热过一阵，印象中最高能卖到110万左右，但我们没卖。一来是当时还没拿到房产证，交易不便；二来先生觉得还能再涨涨。谁想之后遇上疫情，市场一转而下，那个靠房子轻松赚钱的时代，似乎就这么过去了。
中间我也提过，要不装修一下租出去，至少能收回点持有成本。可又觉得，这未免“炒房炒成了房东”，何况去一趟河北也并不方便。这几年，我一直劝他卖掉，但他始终没点头。直到去年底、今年初，先生忽然说：“抽时间去一趟吧。”我问他：“终于想卖了？”他点了点头。
他这两位同事，一位早在两三年前就已脱手，只亏了一点；另一位前不久才卖，成交价72万，算下来亏了23万。或许是有了同事的“前车之鉴”，先生这次下定了决心。他觉得第二位同事卖得太低，可能和三人一直找同一个相熟的中介有关——熟人有时反而“杀熟”。于是这回，他另找了当地的其他中介。最终，我们那套房子以76万成交。
不过交易过程有点特别。当地流行一种模式：先去公证处做房屋委托公证，把房子“交给”一个第三方，再由这人去找真正买家。公证完成后，第三方就具备过户资格，所以交材料前必须确保拿到大部分房款。我们留了1万尾款，约定等他找到买家后再结清。
为了避免炒房，当地政策规定：如果是夫妻共同房产，离婚后卖房且离婚不满五年，需要额外缴纳20%的"离婚税"。如果房本不满两年，需要额外交增值税。还好我们没有额外的税费。
大约一个月后，春节已过，房子以80万的价格转手给了最终买家。算了算，这笔跨越数年的投资，最终亏损近19万元。但转念一想，也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房子的流动性本就差，无论是看短期的金融政策，还是长期的人口趋势，北京周边这类地段，恐怕都难复当年热度。
中介当时还提了另一个案例：我们那套投资房的地段，在当地其实还算不错。而另一个离高铁站更近、但更偏远的某楼盘，有业主当年花193万买了别墅，又投入不少装修，最后91万出手，比腰斩还低。这么一比，我们这套的折价幅度，倒显得“温和”了一些。
今年春节回老家县城，听父母说起，他们那小区房价从当年的4000元/平，跌到了现在3000元/平。县里人口也从高峰时的68万，减少到47万，整整少了21万。人走了，房价自然也撑不住。
前阵子还看到一篇报道，标题叫《从挤破头到想出手，中产家庭集体撤离海南》。文章里写，许多人冲着海景买房，却忽略了潮湿的气候。房子空关久了，电视、空调、智能门锁接连坏掉，柜内衣服长毛，墙角蔓延霉斑。有人曾以为112万捡漏了鼎盛时值200万的房子，暗自庆幸，谁料后来房价竟一路跌破90万，相当于亏掉一个首付。小区里的别墅，更从500多万的高点，跌到不足200万。
这几件事叠在一起，让我忍不住回想——假如当初在北京买二手房时，我们咬咬牙多凑些首付，强行“上车”更大的房子，熬过开头几年，现在的居住面积、小区环境、乃至停车位，会不会都不一样？
可惜，人生没有后视镜。回头看，父母的眼界和认知，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子女的购房决策。比如我们结婚买房时，两边老人都坚持“必须买新房”。可当时我们够得上的新房都在五环外，最终只能买了套期房。等两年后收房入住，我刚怀孕不久，又因公司迁址，不得不搬到公司附近租房，新房于是空了一年。孩子出生后，为方便哺乳和通勤，我们继续租房，那套新房又空了半年，才终于下决心卖掉，置换成了城里一套二手学区房。
如今回头看，这套城区的二手房，虽然需要爬楼梯、停车也不太方便，但交通便利、配套完善，自住起来其实相当舒适。假如从一开始，我们就在城里买二手房，不仅上车更早、房价更低，而且后来城区房价涨幅远远超过五环外，置换还是有差额，直接买城区贷款压力也能小不少。
这笔亏损的投资，终究让我们“吃一堑，长一智”。我开始明白，关于财富和资产，所有的判断都应放在更长周期、更现实的人口趋势中考量。人慢慢成长，投资风格也会趋于稳健，而非追逐风口。更重要的是，对亏损的承受力也从“想象”落回“实感”——曾以为能承受30%的跌幅，真跌到20%时，心里已揪着疼。
我也对“旅居房产”祛了魅。退休后若真想长住某地，租房或许是比买房更从容的选择。
说到底，人得时常问自己：那些看似美好的拥有，是真的需要，还是仅仅因为别人都有？
这一代年轻人，似乎比我们当年更早明白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