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班晚了一个小时，因为办了一笔特殊的业务。一位女士因为卡无法进行网上交易，想要在柜台把卡里的5000元取出来。就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业务，我办了近两个小时。
网上无法交易的原因很简单，卡被冻结了。因为现在北京的电信诈骗特别多，只要你的卡稍有异常大概率就会被冻结。这位女士进了灰名单，显然她的线上交易应该与诈骗有了交集。但有没有确实的联系，我们无法得知。这位女士得知自己因为进了灰名单，已经连在柜台取钱都无法做了，她的情绪由最开始的平静，逐渐变得起伏，开始剧烈。
她比我大一岁，但坐在玻璃对面的我却手足无措了近两个小时。她的哭泣就占了一半时间。
从她断断续续的诉说得知，这五千块钱是还房贷的钱，明天就要还了，并且这些钱也是从她朋友那里拿的。这堵住了我们的嘴。我们唯一可以为她做的，就是叫警官现场来核实，看是否能够办理业务。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
这半个小时里，大厅的大堂经理给这位女士拿了瓶水，并且为这位女士手动扇风，防止她因为剧烈的哭泣导致身体有什么不适。
对，在等待警官到来的这半个小时，她一直在哭。这中间我都担心她因为长时间的哭泣，导致身体严重缺水。
我一直坐在柜台里面，与她只有一面玻璃之隔。我不敢看她的脸与眼睛，因为我没有办法安慰她。要么可以取，要么就不能取。显然，我能做的只有后者。
当主任打完派出所的电话时，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了，这是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谈判。除了她。
警官到了之后，依旧是重复了主任能够做的一切——向冻结的警察局沟通核实。得到的结果与开始的一样。
也许是她哭累了，也许是得益于警官身上的警服散发出来的不容置疑的气息，她终究是被警官劝离了网点，并且告知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有去当地派出所配合调查。这里距离当地派出所近四百八十公里。
当我上楼换工服的时候，她还在路边接受着警官对她的指导。也许是防止眼泪留下来，她微微仰面，脑袋随着胸部的起伏而略微抖动。我换完衣服，她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路边。
28岁，女生，家里只有母亲，还房贷……种种我们得知到的信息都表明了这位女士如今艰难的遭遇。也许她真的是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况，就连还房贷的钱都需要向朋友借了，这很难不对她产生同情。但这是规定，尤其这是在银行。我们时时刻刻在警察的监督下，我们要对她负责，更要对那些因为电信诈骗的受害者负责。要是因为同情给她取了，让诈骗资金流动起来，这就会导致被骗的受害者的钱款更加难以追回。
经过这件事情，我再一次确定了——自己不适合党领导。
办理业务的过程中，我一直戴着口罩。庆幸自己戴了口罩，不至于自己不知道以什么表情面对她。大堂经理的苦笑、主任的平淡亦或是行长的严肃，在我看来都是那时掩饰自己内心情感的面具。没办法，尽管她哭的剧烈，甚至一度拿自己的头撞击桌子，可我们能为她做的只有这一种。在那样的状况下，苦笑更像是嘲讽与怜悯，平淡与严肃更像是冷漠与苛责。一边是平淡，一边是剧烈。那个场景现在还在冲击着我。
回到家中，我才发觉自己还戴着工作时的口罩。摘下口罩，我愣了一会。
我究竟是该庆幸自己当时戴了口罩，免去了思考以怎样的表情面对她，还是后悔自己没有摘下口罩，尽自己最大努力展现出令她哪怕是一点点心安的表情呢？
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