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冬至，我在一个破落的小旅馆房顶，晒我的脚。手机响起，我冲下楼。
电话里，周家宝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叫：“哥！我会飞！哥我居然会飞怎么办？？？怎么办？怎办？”
我忽然很困，如同每天起床后两小时内的状态，不愿与任何人交谈，在这种状态下，因为满腔怒火，如同全身的血和肉都含在嘴里反刍，一说话就会肆意喷射出来，我只得死咬着牙几乎是哼的问了一句：“别慌，你在哪？”可没等他回答，我就挂了电话。厌倦情绪的瞬间爆发有许多展现的方式，我尝试过许多，比如打砸抢烧…之后，我更习惯现在这种展现方式：一言不发表情凝滞，把自己扔到更麻木的厌倦里。
2015年那个雾蒙蒙的冬至，我在景东一家酸菜鱼饭店旁一间破败不堪的小旅馆房顶专心致志地晒着我那双被蚂蝗吸得惨白、几近透明的，本就丑陋，现看上去完全可以废弃的脚。手机铃声从我屁股底下的房间窗口传出来，这正是我的房间，我赤脚从屋顶跑下。
点烟，接电话，周家宝在电话里上气不接下气带着哭腔喊叫着：“哥！怎么办啊哥？哥！我会飞！哥我居然会飞我要怎么办啊？！怎么办？怎办？”
我说，你在哪？
电话那头沉默许久之后传来咬牙切齿声，旋即就被挂断了。
我从彩云南路往东走，要到彩云北路去坐一趟开往屁眼村的公交车，到了屁眼村，我要穿过青年路到洋人街，那里有些光怪陆离的家伙，或许他们中会有人愿意送我到思茅，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甚至不认识路。
因为身上只有两块钱，我穿过彩云中路，走得风生水起，抬头一看，彩云南路。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凶。
周家宝如果没到那个马戏团，肯定还没发现自己会飞。
思茅茅厕马戏团。据说这马戏团原先起了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但没人看得懂。于是，每到一地，买票之时，便是大批围观群众在议论，这马戏团名字起的什么玩意儿，一旦有人鼓起勇气这么说必然会有人应声道“是啊！什么玩意儿！”于是，就有异口同声地说“取这名字明显是在哗众取宠”-他们永远忘不了展现自己的成语功底。又有人说了“再说了一个马戏团连匹马都没有，马都没有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马戏团，麻痹的，你们看见马了吗？”“是啊，马都没有，麻痹的！”卖票成了十分艰巨的工作。票价一降再降，最终，大家都一致以为这马戏团并没有什么真本事，如此一来连寥寥的观众都没有了。赞助商撤了赞助，演员大部分跑了。只剩三四个无甚本领的懒汉，周家宝就在其中。无奈之下，团长想到用免费演出博得声誉，再争取做大。临演，周家宝顶替预演受伤的空中飞人演员。当时，团长几乎啜泣着说：“就这一次了兄弟，我们会把你受伤的概率最小化。如果成不了这次演出，这团就要散了，大家只能自谋生路……”十六岁的周家宝哪管这些，那天他喝了两斤白酒，头疼不止，只想睡觉，便大口吐着没过喉的烟，摆了摆细长的手指打断飘起的袅袅蓝烟和团长的絮叨，打着嗝问：“我上了是不是就可以睡觉了？”团长嗅着隔夜的酒嗝，仿佛嗅着高级香水，仿佛嗅到生机。于是，周家宝披挂上阵。白色幕布上打出黑字“空中飞人。醉汉，”
表演伴随着周家宝一个响亮的酒嗝开始。睡着的观众被吵醒了。所有人沸腾了。
2015年的冬至，我来到旅馆房间的窗台。窗框和房间里的一切金属一样生锈、剥落。窗台上有长短不一的十个烟屁股：红塔山红山茶红河红云红双喜红旗渠……没看错吧，居然是红缨枪？烟屁股被雨水打散淋湿，残留的烟丝和雨水勾搭，黄色的水朝窗台矮的一侧蜿蜒淌下。所幸，这一面墙永远不会被人察觉，因为楼距太窄，伸出手就可以和对面楼的同窗拥抱。我长伸双臂，却看见黑黢黢的对面生长出另一个自己。
所有的装备都穿上了。可绳久置不用，枯了。周家宝打嗝时，绳子就断了。所有人都闻见了酒味，所有人都看见了绳子断掉，所有人都疾呼“啊嘞！”所有人都蒙上眼，除了晕倒在地的团长。音乐还在流淌，周家宝闭着眼晕晕乎乎走在离地8米的高空，系在他身上的半截断绳从他微微佝偻的脊梁蔓延下来，在他颤巍巍的双腿间一甩一甩，宛如一条俏皮的小尾巴。没听见落地声响的人们陆续睁开眼。于是，他们互相打趣，以为这不过是魔术，一惊一乍的把戏。在空中的周家宝越来越自如，他旋转着癫狂地跳舞，放肆地唱着走调的歌；他觉得热，于是脱了衣服；他觉得尿急，于是他握把就尿……跟第一次喝醉和每一次喝醉一样，他是自由的是不羁的是无解的。最后，他觉得实在困了，便睡了一段。观众不减反增，越来越多，人们相互通知着，音乐渐渐被赛着提高音量的讲电话声湮没了。周家宝肿着眼皮挣扎着凭空爬起，摸索着把断绳打个死结接好。他冲脚下嚷嚷攘攘的人群大喊：“吵死啦吵死啦吵死啦！！！”便剧烈呕吐起来。所有人静静地仰头看着，相信这不过只是把戏，并不是真的呕吐物从天而降。团长指挥着目瞪口呆的手下急忙把周家宝拉回来。团长早就被周家宝尿了一脸尿醒了，只是他和所有人一样看呆了。
就这样，马戏团活了，并且，火了。团长顺势将之更名为“思茅茅厕马戏团。”
2015年冬至，我和旅馆老板要头疼粉。头疼粉这玩意儿早就被立法规定不许私储，老板打开柜子时，我窥见有满满一柜。他递过来两包，对我说：“二十。”
我说：“房费里扣。”
到了二楼，我伸出头叫问：“对了，我房间窗台的鸡毛掸子是你们的么？”
老板没露头。“鸡毛掸子？没有。不是。”
进屋，径直走向窗口，开窗，这是我第一次开这扇窗，那生锈程度，原以为根本打不开。我伸手拨了拨那黑黢黢的鸡毛掸子，可它居然没有掉下去，只是懒洋洋地蠕动了一下。我低头朝下望去，两楼夹缝间，一只布满青苔的硕大黑色蜘蛛趴在旅馆墙上。窗台毛茸茸的，并非鸡毛掸子，只是它的一条腿。
我兴冲冲的说：“嘿，把你的嘴借我用用！”
它张开嘴。果然，这并不是蜘蛛。我大笑着关上窗。黑压压的苍蝇们再也藏不住再也忍不了，嗡嗡嗡嗡，共振之下，楼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