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园的春天，总是来得太迟。
八百多年前的那个春日，陆游在这里遇见了唐婉。那时的他，已是三十一岁的沧桑客，而她，也已是他人妇。四目相对的瞬间，时光仿佛倒流回那些红袖添香、赌书泼茶的日子。可终究，她递过一杯黄縢酒，他接过，一饮而尽，连同那些未说出口的话，一并吞入腹中。
后来他在墙上题了一首《钗头凤》。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我总在想，那个“错”字，他究竟在说谁错了。是母亲错了，是他错了，还是这世间所有的因缘际会，本就是一盘错到离谱的棋。可后来唐婉和了一首，说“世情薄，人情恶”，又说“人成各，今非昨”。她知道，无论谁错了，结局都已写好。他们之间隔着的，早已不是一堵墙，而是整整一个“今非昨”的人间。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这八个字，读来轻飘飘的，像一片落在水面的桃花瓣。可你若真去掂量，会发现那底下沉着千钧的重量。山盟是什么？是十七岁那年，他在沈园的池边对她说，等我金榜题名，便来娶你。锦书又是什么？是后来他寄出的那些信，一封封，都石沉大海。其实哪里是石沉大海呢？分明是那个收信的人，已经不在原来的地址了。
这世间最残忍的事，莫过于此。你准备了一肚子的话，你熬了无数个夜晚，你翻来覆去地措辞，你怕说得太重，又怕说得太轻。最后你终于写好了，寄出去了，却不知道收信的人，早已在另一个屋檐下，为另一个人煮饭洗衣。你的信还在路上，可那条路，已经没有尽头了。
我认识一个老太太，八十多岁了，住在城南的老巷子里。她年轻的时候，爱过一个当兵的。那人走的时候说，打完仗就回来娶她。后来仗打完了，人没回来。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去了台湾。她等了二十年，等到父母都死了，等到兄弟姐妹都搬走了，等到巷子里的槐树都老得不再开花了。最后她嫁了一个工人，生了三个孩子，日子过得不好不坏。
去年，她收到一封信。从台湾寄来的。信上说，他在那边也娶了妻，生了子，前年老伴走了，他翻出旧箱子，看到她的照片，忽然想起来，这辈子还欠她一个交代。信的最后写道：听说你过得还好，我便放心了。
老太太把信读了三遍，然后折好，放进抽屉里。她没有回信。她说，回什么呢？说这些年等过你？说后来没等到？说现在儿孙满堂？都不合适了。她已经八十二岁了，他大概也是。他们都活过了那个可以说“我等过你”的年纪。山盟还在，只是那座山，早就被日子削平了。
所以你看，陆游和唐婉其实还算幸运的。至少他们遇见的时候，还能递一杯酒，还能在墙上题一首词。这世上多的是连“莫莫莫”都来不及说的人。多的是信寄出去了，地址错了，邮差把信退回来，你才知道，那个地址，已经不存在了。
我常常想，为什么古人那么爱写“锦书难托”这四个字。后来明白了，因为古代的路太长了。一封信要走三个月，三个月里可以发生太多事。可以死一个人，可以嫁一个人，可以忘一个人。所以古人写信，开头总是“见字如面”。因为他们知道，等你见到这封信的时候，人，可能已经见不到了。
而现在呢？现在我们有微信，有视频通话，有秒回的消息。可“锦书难托”的事，一点也没少。你发出去的消息，对方已读不回。你打过去的电话，对方正在通话中。你终于鼓起勇气说一句“我想你了”，对方回你一个笑脸表情。你们明明只隔着一站地铁的距离，可你们之间那条路，比陆游和唐婉之间的一千年还长。
世人情爱，终成眷属的，有多少呢？
我算过一个账。假设一个人活到八十岁，二十五岁结婚，中间有五十年的光阴可以厮守。可这五十年里，有二十年要睡觉，有十年要工作，有五年要吵架，有五年要生病，有三年要养孩子，有两年要照顾老人。真正能好好看对方一眼的时间，大概不到一年。可就是这一年，已经算是幸运的了。更多的人，连这一年都没有。
所以陆游后来又在沈园写诗，写“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那一年他六十七岁，离唐婉去世已经四十多年了。他还在写。他这辈子写了九千多首诗，其中最好的那些，都是写给一个没能娶到的人的。
我想，也许“终成眷属”这四个字，本来就不是给所有人准备的。就像赏月，十五的月亮就那么一天，剩下的二十九天，都是缺的。可你不能因为月亮缺了，就不抬头看它。陆游和唐婉没能成眷属，可他们的那杯酒，那面墙，那两首《钗头凤》，让八百年后的我们还在为他们叹息。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圆满呢？
只是这圆满，终究是给后人看的。对于当事人来说，那个“莫”字，还是太轻了。轻得像是来不及说完的话，被风一吹，就散了。
而沈园的春天，还在来。来得迟，可还是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