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天末怀李白》中提到“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这句诗的意思是文章写的好的人命运不好，总有小人寻找正人君子的过错。这样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文章真的憎命达吗？命运的好坏和作品的质量有必然联系吗？
我们先来回顾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是李白杜甫相见多年后，杜甫怀念李白的诗作。公元744年，杜甫与李白初见于洛阳，两位诗坛泰斗一见如故，同饮同醉，携手同游，度过了一段彼此难忘的日子。而后杜甫在成都做节度使严武幕客时，生活还算安定。闲暇时常忆起与李白相处的日子，这时他们阔别已经十多年了。想起过往岁月，杜甫总感慨不已，颇为怀念。而此时的李白，流放江湘，他很自然想到了投江自尽的屈原。所以字里行间中都饱含了对友人深沉的怀念，进而是对其身世的同情。
纵观历史长河，但凡在艺术创作领域有所建树者多过着凄凄惨惨的一生。大众熟知李白素有“诗仙”美誉，是其一生不断重用后流放，并在时局动荡后游历了无数名山大川后的成就。韩愈《荆潭唱和诗序》中：欢娱之词难工，而穷苦之音易好。这似乎也是文章憎命达的最好证据。屈原文采卓著，气贯山河，然而在百般劝阻无过之后选择了投江结束生命。司马迁在宫刑完毕之后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欧阳修言“诗穷而后工”，厨川百村讲：“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这些案例无不有效的阐述了命运不顺和艺术创作水平高之间的必然联系。然而，有没有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下，依然能够创作出不俗作品的文人墨客？
可以说，多数人的一生都是起起落落，更别说是波橘云诡的帝王时代。韩愈草根出身，中间虽有被贬过，不过凭借个人努力最终官至礼部侍郎，为复兴中唐贡献力量，可以说已经实现自身价值了。欧阳修最好的时候尚书都做过，后来还是以太子少师自动请辞，一个小时候家境贫寒的人能够有如此成就，我想他多多少少和郁郁不得志没什么关系，被贬在宋朝也实属正常。他一生胸怀宽阔，创作辉煌。写出“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的 纳兰容若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可谓天生贵胄，他文武兼修，十七岁就入国子监，十八岁中举人，十九岁及贡士，后成为进士。而后两年中主持编纂了一部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深受皇帝赏识，小小年纪，推至今日也不可谓不顺。然而天妒英才，他于三十岁那年暮春抱病与好友一聚，醉后身体抱恙，而后一病不起，七日后与世长辞。他从来没有经历大起大落的宦海浮沉，生于钟鸣鼎食之家，长于鲜衣怒马之境，冠于平步宦海之时，终卒于三十而立之年。这样的人生来注定就是赢家，然命途不济，英年早逝，不过他依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词作。可见，不是所有的文人雅士都是经历世间人事的淬炼后才留下旷世奇作，他们中也有人是在相对平顺的环境下洞悉世间百态，或寄情山水咏志，或及第后平步青云。
可见，不是文章憎命达。如果一个人在逆境中创造出了绝世美文，那更大的可能性是他的人生经历的更多，感悟的多。相同条件下逆境更能使人成长，不管是对待挫折的能力还是对人生的思考上，这些无疑不渗透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之中，并永久深藏。一个人的经历往往注定成败，绝顶的人生应该是享受的起最好的，也能承受的起最差的。这样的经历，在他思想意识所形成的作品中都会有所体现，因为这毕竟是他内心世界的“反射”。所以，“文章憎命达”其实是给受难中的英雄提供了认识人生后绝地反弹的机会，而并不憎恨命运通达。至于那些顺境下依然拥有洞察世事的文人墨客，我想他们不甘心于内心的平静，不想在波澜不惊的人生中了却余生，他们想通过自己的洞悉人间百态的双眼盯住世间风云万象，用自己的世界观为后世留下自己条分缕析的思想，最终贡献自己势不可挡的力量。
愿你我都不是前者，不受岁月无情风霜的洗礼；愿你我都是后者，受岁月无忧后仍能有发自内心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