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大伯，总裹着一身烟火气的忙碌。他是父亲兄弟里唯一吃公家饭的，瘦瘦高高的个儿，肩背挺得直，小眼睛笑起来会眯成一条缝，银边眼镜偶尔滑到鼻尖，他抬手推眼镜的模样，透着股斯文劲儿，可裤脚沾着的泥土、指甲缝里嵌着的麦芒，又藏着庄稼人的实诚。
大伯在乡政府上班，家离乡上十里地，全靠两条腿走。那路我小时候跟着大人赶集走过很多次，晴天扬灰，雨天溅泥，走一趟得歇两回。可大伯走了几十年——清晨天刚蒙蒙亮，他就揣着大妈烙的干馍往乡上赶，裤脚沾着田埂边的露水；傍晚薄暮漫过村口的老槐树时，又能看见他匆匆往家奔，手里常攥着没吃完的半块馍，那是忙得忘了午饭。
大妈在家要照管四个孩子、种几亩地，忙得脚不沾地。常听见她对着进门的大伯叨叨：“你这身子是铁打的？地里玉米该收了，你倒好，一个电话就往乡上跑！”嘴上怨着，手却没停，转身就把煮好的鸡蛋装进大伯的公文包，叮咛道：“身体比工作要紧 ，别啥事都一个人扛着。”大伯从不反驳，就笑眯眯地应着，第二天该赶去乡上，还是照样早走。
那时候我最羡慕大伯家的堂姐堂哥们。农忙时，四个孩子齐刷刷地回家，割麦的割麦，捆玉米的捆玉米，大伯家的田埂上，总比别家热闹，活儿也总比别家早干完。我蹲在田边看，大伯会直起腰，擦把汗，从口袋里摸出颗水果糖递给我，笑着说：“你看，人多力量大。”那时候总觉得，等大伯退休了，就能跟着孩子们享清福了。
可命运偏不遂人愿。大伯退休那年深秋，天凉得早，家门口有几亩玉米地。他正在搬玉米时，突然一阵胃绞痛，疼得他直不起腰，额头的冷汗顺着皱纹往下淌。以前他也常胃疼，总说“老毛病了，吃片药就好”，这次却连站都站不稳。大妈慌了，让堂哥叫车送他去县城医院，检查单递到大夫手里时，大夫只皱着眉说：“去西安吧，再查查。”
西安的诊断结果下来，是胃癌。堂姐在电话里跟我父亲说时，声音都在抖。父亲听完，揣了件外套就往车站跑，连那双沾满泥巴的布鞋都没来得及换。兄弟俩在病房见面时，大伯还强撑着笑，说“没啥大事，输两天液就回去”，可父亲坐下就没说话，从口袋里摸出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蒂扔了一地。那一夜，病房的灯亮到天亮，后来父亲跟堂姐说“你爸好着呢，我带他回家”，其实是怕孩子们扛不住——他比谁都清楚，癌症这两个字，在我们那小地方，几乎就是死刑。
可堂姐堂哥们没放弃。堂姐红着眼眶跟医生说：“哪怕多活一天，砸锅卖铁我们也治！”有人劝他们：“你爹都这岁数了，化疗遭罪，还费钱，何必呢？”堂姐没应，只是每天守在化疗室外面，大伯吐得厉害时，她就用热毛巾给大伯擦脸；大伯头发掉光了，她知道大伯一直是个爱体面的人，便买来一顶帽子给他戴上，说“爸，这样显精神”。
后来我们才知道，大伯的胃病，是早年累出来的。那时候乡政府没食堂，街上也没像样的饭馆，他每天早上煮一锅粥，装在保温桶里，中午就着咸菜喝两口，冬天粥凉了，就兑点开水；夏天忙得忘了，粥馊了也舍不得扔。胃疼了就去药店买最便宜的胃药，疼劲过去，就又忘了这回事。谁能想到，那些年忍过去的小疼，竟攒成了这么大的病。
化疗的日子漫长又煎熬。大伯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以前能扛着五十斤粮食走半里地，后来连端碗都费劲。可他从没喊过疼，每次孩子们来看他，还会强撑着坐起来，问“地里的麦子收了没”“娃的功课怎么样”。直到有一天，他能吃下小半碗小米粥，堂姐当场就掉了眼泪，笑着说“爸，你能吃饭了，就快好了”。
谁也没想到，大伯竟熬过了医生说的“半年”。一年，两年，三年……化疗次数从一月一次，变成三月一次，最后医生说“不用来了，定期复查就行”。再后来，大伯能慢慢走路了，甚至能骑着自行车，接送孙女上下学。孙女坐在后座上，搂着他的腰喊“爷爷，骑快点”，他就笑着放慢速度：“慢点儿好，能看路边的野花。”
如今再想起这些，却只剩满心的怅然。原以为这样平淡温暖的日子能一直延续，今年七月，盛夏的蝉鸣还在树梢聒噪，却突然传来大伯住院离世的消息——而就在两天前，我在厨房切菜，刀刃突然打滑，深深划在指腹上，鲜血顺着指缝往下滴的瞬间，心里竟莫名地发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总觉得有不好的事要发生。原来有些预兆，真的藏在这些细碎的疼痛里，让人措手不及。
老家的院子很快挂起了白幡，风一吹，白色的布条就簌簌地响，像谁在轻轻啜泣。堂姐堂哥们守在灵前，眼睛肿得像核桃，往日里利落能干的人，此刻连端一杯水都要扶着桌子，喉咙里的哭腔压不住，一声“爸”喊出来，在场的人都红了眼。
安葬前，小叔轻轻掀开盖在大伯脸上的布，让亲人们与大伯作别。他闭着眼睛，眉头舒展开，嘴角似乎还带着一点浅浅的笑意，就像往常午后在院子里晒太阳、不知不觉睡着时那样安详。没有一丝让人害怕的模样，可我看着他熟悉的轮廓，看着他鬓角早已全白的头发，眼泪还是忍不住砸下来——明明正月里还和家人们一起吃饭，他还拉着我的手，非要把压岁钱塞给我，让我带给孩子们，怎么就这么“睡”过去了呢？
送大伯下葬那天，天阴沉沉的。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总想起小时候，他从乡上回来，老远就喊我的名字，口袋里总藏着颗水果糖；想起他化疗后第一次站起来，扶着墙慢慢走，说“要赶紧好起来，回去接送小孙子女上下学”；想起他坐在院子里，手里拿着孙子孙女的奖状，眯着眼睛笑的模样。那些画面明明就在眼前，可转头望去，却再也见不到那个会推推银边眼镜、笑眯眯跟我们唠家常的人了。
风里还带着盛夏的湿热，可心里的某个角落，却凉得发疼。原来有些告别，从没有提前的约定，就藏在某个平常的日子里，猝不及防地到来，只留下满心里的空落落，和那些再也无法复刻的、关于大伯的旧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