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克莱因来说，分析者对于病人的象征意义是分析工作的焦点。她的研究明确表明，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将他们关于父母的情绪和幻想“转移”到了分析者这个人身上，或者说他们把早期生活中与抚养者的幻想关系用来理解和认识分析者。既然分析者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因而分析者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个角色是什么，以及它如何起作用，从而去修正它。修正之后的幻想又被用于理解外部世界中的其他人，从而使病人的关系在总体上得到改善。他们与自身以及幻想中“内部人物”关系的改善也将解放他们的创造性和他们的智慧。克莱因认为，不管是积极移情还是消极移情，只要有利于解除儿童爱与恨之间的冲突，有利于儿童更好地理解他（她）自己的冲动和情感的全部现实，那么对于分析治疗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消极移情分析的真正受惠者是儿童的真实父母，对于成年病人来说，这一过程的受惠者是一位丈夫或一位妻子。总而言之，是病人与父母及其周围人际关系的改善。

——《客体关系的创建于发展，P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