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非自私，我只是想活，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
这是在曾树生在和陈奉光飞到兰州之后写给汪文宣的一封长信里所说的一句话。也就是在这封信中，曾树生终于向汪文宣正式提出了分手。
这句话很打动我。这才是真正的曾树生，真正地和汪文宣坦诚相待的曾树生。
曾树生是汪文宣的妻子，两人育有一子，但在法律意义上并未真正结婚。在那个抗战时期新旧交织的中国社会，二人的这种新观念我是敬佩的，尤其是对于曾树生一个女性而言。
他们当初也都是徜徉在大学象牙塔里的新青年，胸怀壮志，满腔热血。但一场战争埋葬了他们的青春与梦想。他们像无数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民一样偏居中国的西南一隅，独自品味着作为一个平凡人的酸甜苦辣。
汪文宣是一个软弱的小公务员。他在一家半商半公的公司里当一个做校对工作的小职员，但他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维持生计。在贵族学校读书的儿子他也无力供养，生存还得仰赖自己的妻子在银行里工作的薪金。
“其实死了也好，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们生活的地方。”
他说“他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他清楚地知道他“一生的幸福都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他也并非不是没有对生活的抗议。但竟每每都被一句“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宣判无效。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只能在沉默中死亡。
同时，他又强烈地“要面子”。即使拿不出钱交参加替周主任祝寿的公宴的份子钱，他还是要去。因为他怕“他不去，同事们会以为他穷或者吝啬，会更加看轻他。”其实本就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
在宴会上，他知道“他们并不需要他，他也不需要他们。也没有人强迫他到这里来。可是他却把参加这个宴会看作自己的义务。他自动地来了，而来了以后他却没有一秒钟不后悔。他想走，但是他连动都不曾动一下。”
这就是汪文宣。一个一无是处的丈夫，一个唯唯诺诺的儿子。
百无一用的，竟果真是这一介书生。
但曾树生不一样。
曾树生是春风里的嫩绿，夏日里的艳阳，秋水里的涟漪，寒冬里的星火。她是唯一一个在这部小说里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鲜活的人物。
“她受不了！她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活人。她渴望看见一个活人。”这就是她在那个家庭里的感受。
“没有温暖的家，善良而软弱的患病的丈夫，极端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婆母，争吵和仇视，寂寞和贫穷，在战争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这一切的一切，都与对生活仍抱有无线热情的曾树生格格不入。
她没有想错，她谁都无法拯救，但她“必须救出她自己。”
我知道她在还没和汪解除关系之前就和银行的陈经理十分暧昧，汪本人也多次见到二人在各种娱乐场所出双入对。但汪选择了相信，也就意味着他选择了理解。
我也理解这样的曾树生，或许是战争会让一切准则也变个模样。
我喜欢这样的曾树生。
如果只是从爱情的角度去看，汪文宣和曾树生无疑是不合适的。三观可以说是几乎截然相反的两个人又怎么可能在一起生活。
细细想来，我觉得或许曾树生就是另一个汪文宣，汪文宣就是另一个曾树生。汪文宣想要做而无法做的一切，几乎都被曾树生做到了。
“我要自由。”想要自由的又岂止只有你曾树生一人。
曾树生还有一个小小的缺口可以逃离这悲惨的社会，汪文宣却无处可逃。他就被那样一个社会活生生地抽走了所有的生气。
汪觉得他自己“对不起所有人”，其实是这个世界对不起他在先吧。
以前读先生的一部《家》，读罢只觉得心潮澎湃，一腔激愤之情无处可泄。如今读到先生的这最后一本长篇小说《寒夜》，心境着实大不相同。
如此冷峻的笔调，写尽了这满满的狰狞。但却又不偏激，不急促。
《寒夜》真的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