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采看来，悲剧衰落的原因，是理性和秩序战胜了激情和迷狂。有两个人共同扮演了“悲剧杀手”的角色，一个是哲学家苏格拉底；另一个是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中的第三位，欧里庇得斯。

苏格拉底作为哲学家的代表，要求人们处处讲道理，他要用理性驯化激情。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接受了苏格拉底对理性的推崇，在戏剧里也处处展现理性的精神。在情节上，悲剧主角遭受打击，不再是因为诸神任意的安排和无常的命运，而是因为自己理性不足，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这样一来，悲剧失去了神秘和荒谬的要素，也就失去了给人带来恐惧的力量。在艺术形式上，欧里庇得斯不再需要合唱队把人带入到迷狂的、灵魂出窍的状态，对白的作用大大超出了音乐。结果就是，酒神精神逐渐被日神精神战胜和代替；无意识的音乐创作被有意识的哲学反思代替；直面痛苦和悲惨的悲观主义，被理性的乐观主义代替。悲剧很快走向衰落，被低劣的喜剧代替。

这就是《悲剧的诞生》的核心观点。尼采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之间既对立又互补的关系，解释了希腊悲剧的产生；又用“日神精神”压倒“酒神精神”，解释了悲剧的消亡。

尼采认为，这种新的歌剧形式，代表了古希腊悲剧的复兴，也代表了新的德国精神，可以拯救现代人颓废的精神状态。它有团结德国人民、建立统一德国的感召力。尼采创作《悲剧的诞生》的时候，正好是1870年德国打赢了普法战争，民族自觉和民族自信都日益提高的时候。联想到这个背景，尼采把瓦格纳与德国民族的振兴联系在一起，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悲剧的诞生》，表面上是在探讨希腊悲剧的诞生和消亡这样一个艺术史问题，实际上却有着更深的现实关怀。尼采是在批评当时古典学家对希腊精神的错误理解，他要和支配了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理性主义战斗，同时还要为当时的德意志民族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寄托，那就是瓦格纳的歌剧。

16年后，再版《悲剧的诞生》的时候，尼采加上了一篇“自我批评”作为序言。在序言里，尼采承认自己的这本处女作不够成熟，是一部充满勇气和忧伤情怀的青年之作，是哲学、历史、艺术、政治、社会等等要素的奇异混杂。他的错误在于试图把重要的哲学思想伪装在学者的长袍之下，由此成为了人们批判的焦点。他的错误还在于误认为瓦格纳是那个时代的救星，并且不切实际地去追求所谓的“德国精神”。尼采的言下之意是，假如让他再重新写一遍《悲剧的诞生》，他会脱掉古典语文学的外衣，去掉对瓦格纳的溢美之词，直接从哲学的角度去揭示希腊悲剧的精神内涵。这也正应了尼采的那句名言：“凡是不能杀死我的，都让我变得更加强大。”

虽然在一些学者眼中，《悲剧的诞生》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但是，尼采对悲剧哲学内涵的深刻揭示，却让这本书成了尼采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它对哲学、音乐、文学、历史、心理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尼采勇敢地揭示这个世界虚无的本质，直接激发了20世纪的存在主义运动。他对瓦格纳歌剧的深刻见解，今天依然是理解瓦格纳的重要范式。他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在法国小说家纪德、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英国小说家劳伦斯等人的作品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而尼采关于梦与醉，有意识与无意识的深刻分析，影响了弗洛伊德提出自己的心理分析学说。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的处女作和成名作，它让尼采成为德国思想界的名人，也让他成为古典学者们口诛笔伐的对象。《悲剧的诞生》被追捧和批判的原因，都在于尼采用一种不够学术的方式，从“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角度，揭示希腊悲剧的诞生和消亡过程。尼采写的，其实是一部伪装在古典学外衣之下的哲学著作。尼采探讨希腊悲剧的起源和衰落，背后有着更大的时代关怀。他不仅要批评当时的古典学者，而且要从整体上批判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还想为当时的德国找到一种新的精神力量。

开头提到，尼采是一位制造金句的大师，在解读的最后，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悲剧的诞生》里，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世界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这句话点出了《悲剧的诞生》的核心主题：世界本身是虚无的和荒谬的，只有通过艺术的方式去加以表现，这个世界才变得合理了，有意义了。在尼采看来，艺术对我们的人生来讲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装点，而是具有存在论上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