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许多事情让人不可思议。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遭遇许多人，有的人几十年朝夕相对，却形同陌路、相知甚少；有的人不经意间相识相遇，却犹如前世今生，萌生出终生不渝的情谊。
徐志摩的感情来得迅疾而强烈。他认为，他对林徽因的爱是他性灵觉醒的结果，他对林徽因的追求是对爱与美及自由追求的最高体现；他大胆地表达这种情感是出于道德的勇敢，合乎人道的精神、新时代的精神。所以，他要结束与张幼仪无爱的婚姻，以获得自己的真爱。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在生活上，他无微不至地关爱着孩子；在精神上，他循循善诱地引导着孩子；在学业上，他高标准地要求孩子。他平等、民主地对待孩子，尊重他们对生活、事业的选择，为他们的成材提供可能的一切条件。他无所不在的思想情感力量，潜移默化地引领着梁家下一代的人生道路。他这些写给孩子的信是我们洞悉那一代学人心灵世界的窗口。
“我记得拉斯金把美好的女性比做‘王后花园里的百合’，”思成继续说道，“他说，真正的妻子，她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家便围绕着她出现在什么地方。她头顶上也许只有高悬的星星，她脚下也许只有寒夜草丛中萤火虫的亮光，然而，她在哪儿，家便在哪儿。对于一位高贵的妇女来说，家从她的身边延伸，它流泻出幽静的光射向远方，庇护着无家可归的人们。……”
徽因被打动了。她记起了拉斯金在这篇演说辞中还谈到，一个家庭中，男女双方的幸福和美满，依赖于互相寻求和接收惟有对方才能提供的东西，包括思想、情感、彼此愉悦的方式。而在生活中，这样的幸福并不容易得到。她欣慰地想，自己和思成应该算是互相发现和得到了吧。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看来，你不应该做建筑师，而应该做个诗人！”
林徽因用散文的笔调写建筑学论文，赋坚硬的建筑以柔情，给冰冷、无生命的物体以色彩。正是这样的文字里，林徽因展示了自己的才情，流露出自己的性情。也正是这些文字，得到了梁思成和许多建筑学家的激赏。
思成取出相机，选取着拍摄角度。他往山下走了一段路，用仰角拍下了杏子口的佛龛。
佛龛的台基上，坐着握笔在膝上书写的徽因，她年轻、美丽、衣着洁净文雅，夏日的风吹动了她额前的卷发和肩上的纱巾。她的脚下，是丛生的荒草，她的身后，是斑驳、荒芜、因而愈显苍凉的佛龛和山坡，她的头上，是高远、深邃、明丽的蓝天。
这以后许多思念你的日子，怕要全是昏暗的苦楚，不会有一点点光明，除非我也有你那美丽的诗意的信仰！
因此，虽然她向另一种苦难、冷寂的人生投去了目光，但却因思想感情的隔膜而缺乏真切的感受。狭小的生活圈子，精神上与底层社会的距离，使她的文字不乏虚幻的、脱离现实的成分；心灵的视野更多局限在书斋里和客厅中，使她的作品缺乏更大范围的影响力。
林徽因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些。她和梁思成外出考察古建筑时，走到了偏远的地区和乡村，看到了别样的人生。当她重新回到自己的客厅、书斋时，那阳光下的原野山峦，那些小山村里的生命和人群，还有那些被遗忘在深山僻壤中的古代建筑，都令她难以释怀。她深知，出身教养、人生阅历、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等各方面的不同，就像一扇扇有形的和无形的“窗子”，把她和外面的世界隔离了开来。尽管她在文章中嘲讽衣食无虞、远离百姓的“时髦学者”，可面对生活里拉车的、送煤的、拉粪的、叫卖的、帮工的、奔波求生的那些人时，她还是有着强烈的精神上的优越感的。她十分清楚，“窗子以内”和“窗子以外”的人生有着巨大的差别与隔膜。窗子以外那种“带着整个血肉的身体到处碰运气”的艰辛人生，是她永远不能融入其中、也不可能融入其中的。
如果用思成和徽因终生痴迷的中国古建筑来比喻他俩的组合，那么，梁思成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那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镂空的门窗和美丽的阑额。他们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厚重给人以负荷使命的承担，轻灵给人以飘逸变化的美感；厚重的意蕴展示了深沉恢弘、高贵纯正的境界，轻灵的律动表达了超脱束缚、飞升向上的愿望。仅靠轻灵不能承载永恒的价值，惟有厚重同样不能展示艺术的风姿。
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
许多不相联系的往事从徽因眼前闪过，幻化成一片模糊，忧伤涌上她的心头。面对生与死这一永恒的疑问，人无处逃遁。她想，人生何尝不像这负重的列车，在苍茫的人世间喘息着前行，直到那世人皆知的终点。人们所有的努力，不过是想在现实生活长长的甬道里透出一些声响，弄出一些光亮。尽管“信仰只一细炷香，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尽管“生和死一样的不可解，不可懂”，可是，人只要活着，总是要一程一程奋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