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趁着假期开始稍有空闲，要给自己补补课，通过前贤的教诲，想想大学和学术研究的一些问题。随手摘录几则著名学者的论述，与诸位共勉。
顾颉刚：
“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研究学问的人只该问这是不是一件实事，他既不该支配事物的用途，也不该为事物的用途所支配。”
“我们研究的目的，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实，决不是要把研究的结果送与社会应用”、“我们得到的结果也许可以致用，但这是我们的意外的收获，而不是我们研究时的目的。”、“这种的斟酌取择原是政治家、社会改造家、教育家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
“态度不求真而单注重应用，所以造成了抑没理性的社会，二千余年来没有什么进步。我们现在研究学问，应当一切从事实下手，更把事实作为研究的归结，我们不信有可以做我们的准绳的书本，我们只信有可以从我们的努力研究而明白知道的事实。”
——顾先生这几段话，实则已经涉及大学到底要做什么的问题。从他的观点来看，很明显是要把大学的“求知”功能放在第一位，而“实用”是随之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并非刻意为之更不是放在第一位的。如今不少高校本末倒置，纯为趋时而动，足见人的认知水平，并不一定可以随着时代和经济水平的发展而有所提升的（我们如今对世界的哲学认知也依然无法超越轴心时代的作品，足为一证）。
王国维：
“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王国维先生前面那段教诲，是做学问、尤其是文史学科的不二法则。只是现代以来受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影响，大家都是先想题目，再去翻书找材料。好在近现代资料丰富，题目的正反面都能找到材料佐证，但明显做出来的结论就与史事还是有一定距离。所以后来萧公权先生提出，必须要有一个“放眼观书”的前提，才能“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算是对胡适观点的一个矫正吧。胡适晚年花大力气考证《水经注》，内心其实是想和王国维较较劲，一争学术地位的高下，只是在见识层面，毕竟还是与通旧学且识新学的王国维相去甚远。
陈寅恪：
“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断，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断不误者。”
——陈先生这段话是讨论研究金石（今天我们往往用“考古”一以概之，其实不确）与经史的关系。中国文字记载历史很长，考古学的功用与欧洲学术不同，考古挖掘是为了印证纸面记录的真伪，而不是为了填补无文字记录的历史空白。所以陈先生指出，必须要通中国经史，方能解释中国的考古材料。而最后那句话，实际上就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学问要通大体，不能死抱一块自说自话，而这刚好也是今日中国大部分学人的通弊，虽称“博士”，实则只是精通自己研究题目的“专家”而已。
钱穆：
“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做通人的读书方法，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要能欣赏领会，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要读各方面高标准的书，不要随便乱读……读一书，不要预存功利心，久了自然有益。”
“学绝道丧，青黄不接，今之来者势须自学自导自寻蹊径，此虽艰巨，然将来果有成就，必与依墙附壁者不同。就以往学术史言，一时代之大师均于学绝道丧之环境中奋然崛起，若风气已成，转少杰出。即如晚明诸老之与乾嘉盛世，岂不如是。是乃天启大缘，然亦待奇才大志乃克应运而起耳。”
——学术大家的认识都是共通的。钱穆先生也提出了要学问要“通”的观点，要善于与优秀的作者“对话”，而不是一上来就以批判的眼光胡乱发言，更不能不懂装懂、无知无畏。江山代有才人出，有志于学道者要坚守本位，不能随波逐流、以“术”乱学。不强求“大师”，方有“大师”出现的机会，若一味硬行打造，最后就变成了学界中人按资排辈“分猪肉”的闹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