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的母亲，一个重组家庭里的幺女，爹不疼娘不爱，跟在四个哥哥姐姐的屁股后面长大。
最大的哥哥最疼她。
她常坐在大哥的肩头，承在毛茸茸的头顶上看那些她从来不曾见过的景色。
原来吊在树枝上的叶子是这样的，伸手就能够到。
原来家里的门上居然有这么大的缝隙，足够塞下自己拳头。
原来，撑起一家人衣服的晾衣杆没有那么细，风永远也吹不断它。
而她的大姐却不怎么喜欢她。
她常常追着大姐的衣角，扶着门框翻过梯坎，两只脚踩得黄土地“papa”响。
大姐爱美，家里穷，连饭都吃不饱也要上山摘野花戴在自己头上。
她趴在大姐的背上，眼睛直溜溜地盯着几朵卡在乌黑发辫里的小白花，随着轻悄的步伐，倒卵形的花瓣颤巍巍。
这一小段路，她的手片刻也不曾闲住，一拽一拉，花瓣洒了大姐半个肩头。
后来，大姐开始躲着她，实在躲不掉，就把她丢在一边，自己出门干活儿。
家里人多，但活儿却永远干不完。
那个时候，她经常和二姐在一起。
二姐在前面走，她也跟着往前走，背着、抱着，她总能逮着机会，跟二姐一路，爬山刨水。
二姐打猪草、砍柴，她躲在比二姐姐还高的背篼下躲太阳。
太阳晒得人火辣辣，家里的孩子们皮褪下了一把又一把。
每次回到家里，其他人都看不清二姐的脸。
河南灾荒那会儿，她才四岁。
家里人干活儿，她就乖乖地在稻草秆上坐着，饿得两眼发黑，身子骨直不起来。
大哥瞧着她快要活不下去了，牙一咬，趁生产队宰牛的时候，把她偷了进去。
两人躲在灶膛前，热乎乎的火光扑在她脸上，红了一片。
大哥第一次做这种事，紧张地舌头直打结。为了给她打掩护，自己后背被燎起一大片水泡都顾不上，只一个劲儿让她快吃。
肉还没熟，可她已吃得狼吞虎咽，甚至被噎到翻起白眼。
我妈说，那时候，她真的差一点儿就死了，活活撑死的。
妈妈的二哥，我的幺舅，第一个闯出了闭塞的乡村。他的话，成了我外婆笃信的事实。
她说，我的幺舅为了一家人从家乡乞讨至北方，最后为家里背回了一袋白花花的大米。
而我，确实发现了幺舅与整个家族的格格不入。
他聪明，非常聪明。
少了家族里的那些人身上的喋喋不休，他寡言，却接待着最多的人。在这个小地方南来北往的人，都与他有着联系。
我的妈妈，和我的舅舅，仿佛两个极端，却被外婆的慈心给吸在一个情感单位里。
他们是成年后关系最亲近的至亲。
我的幺舅始终视我的妈妈为妹妹，而我的大舅，即带着妈妈脱离死亡的大哥，却在娶妻后，渐渐同我妈疏远了。
我妈却始终记得那片红彤彤的火光和嘴里的生肉味。
为什么想写这一篇文章呢。
我记得跟我妈闲聊时，她曾说过那么一两嘴她的以前，却往往在终结在一两句之间，更多的语言聚集在她青春时的工厂里。
她在那里接触爱情、谈论婚姻，在那里有了自己的友谊，也穿着裙子在人群里快活地转着圈。
大抵是疼痛应该占据着人生的大半吧。虽然有着难以抑制的快乐时光，但阵痛的记忆与经历在催动着妈妈成长的脚步。
从小到大，成长的代价对一个孤独的女孩来说，让她的精神变得很单薄，也让她的心灵感到无力。
有那么一件，更贴切地说，应该是一个字，占据了此时我和妈妈的沟通中较大的密度。
吃，是人生顶天立地的大事情，也是头一件儿让人感到幸福的事儿。
而在我妈的描述中，她对那个时期，懵懂童稚时，年少青春时，从没说出过类似“幸福”、“快乐”的这种主体性很强的词语。
她最常说的，就是模拟着别人的视角来描述自己。
“他们说我很奇怪，脾气不好。”
童年，他们，她的母亲，这些框架中，这些人的口中，都在不断重复着妈妈身上本该更为丰富的特质。
却在那时变为单一的“怪”。
我常常因此愤怒，却止于致于时间的字幕前，我只能听，只能希求通过不断重组的文字感受。
“我从来都很固执，被我妈拿三指宽的篾片打都不肯道歉。”
这是妈妈的第一句关于自我的话，却还是有着被拖拽的证人，我的外婆。在说出有了证人的自证行为中，妈妈有了底气，她看见了自己的色彩，并认为其必将是自己的人生色彩。
此后，色彩在脱离了妈妈的原生家庭中渐渐变得厚重与斑斓。
说到工厂的生活，妈妈眼里在发光。
老员工对她的交口称赞。
——“其他人对我的评价都很好，大家都夸我。”
干脆的话非常具有力量，妈妈此刻神采飞扬。
依据她面带笑容的描述，我甚至能想象到，别人在看见我妈妈梳着两条麻花辫过路时，冲着旁边人比大拇指示意的场景。
热爱劳动又勤俭持家，哪家不会想要这样的媳妇。
但一只木桶就敲定了我妈的终身。
那是我爸亲手做的木桶。
我爸有着蛮传奇的经历，红卫兵、知青，做过办公室面对着几百人讲话，也操起饭勺开过火锅馆。
我对我爸的神奇印象起自那一声声的“唐师傅”，我年纪小，看过的电视剧比过过的生活多太多了，就以为电视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我问我爸。
“别个叫你唐师傅，是不是说你会法术哦？”
我妈妈也是张嘴就来。
“是啊，你爸爸可会仙法，两根指头一竖，就会呼风唤雨哦。”
我信了，并且深信不疑，此后便常常缠着我爸，让他给我变各种小零嘴。
我爸也用他的能力为我圆着梦，每天都会偷偷带辣条回家，我们俩父女常常躲在门外佯装电视里的人，抽着辣条聊天。
当然，只是之后的事情，而我，需要谈的人是我亲爱的妈妈。
在她十五六岁时，她的父亲去世了。
她父亲是一个老工人，有些抠门儿。
我妈却常常大方，但如出一辙的固执总是缠绕在血缘中。
外公最擅长的事情便是沉默，他常常在前妻和现任妻子的家庭中呆滞地等待，等待工厂的薪水，等待外婆提前一天到工厂财务部的软话，等待着会计把装着钱的信封无奈地塞到外婆的布袋里，然后冲他耸肩。
而外公，只能跟在外婆后面把她送到工厂门口，望着她的背影继续沉默。
而再之后的等待就是把工厂发下来的猪肉放到发霉。
我不知道他这次在等待什么，但当妈妈说出身无分文的外公会有极少的几次带她去街上吃米粉的时候，我知道了他在等待什么。
他在等待，他也在期待。一个碗装的肉，能为他的唯一的孩子脸上添点光彩。
但工作的时间比期待更长。
外公一日一日的盼，猪肉一天一天的坏，直到发霉，直到再也吃不了，才自己端起碗沉默地吃掉。
妈妈自此之后便笃定，肉不能放太久，少炒点都要比剩下好。
说回过去。
她是外公的唯一一个女儿，而外公则是外婆的第二任丈夫。
我们便称这两位为大外公和二外公，
二外公还有个干儿子，至于具体怎么认得，妈妈不清楚，我也不清楚。
按照常理，那份工作本该有那个干儿子继承。
但妈妈好运，被工厂的一个老员工开口给转到了妈妈的头上。
妈妈说，那个人说外公还有个亲生的孩子，就在某个村里。
就这么多了一句嘴，妈妈的工作定了，外婆的心也定了，妈妈顶了外公的缺，进了工厂。
进入工厂后，妈妈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了。
工厂里，正流行着大公社文化，集体劳动。
工人们常做完自己的工作还赶去做义务劳动。
我妈妈做的便是挖黄泥。
你一锄头我一锄头，挖开黄泥巴，再用肩膀一担担从山坳里挑下，蓄下的泥浆常常还要背回工厂。
我妈妈非常能干，筋骨不强，却硬挺着在男人堆里挑出了小山似的泥堆。
我问妈妈，累吗，但妈妈却说，累啊，但是我开心。
我明白，一个常见陷在情感空白地区的人，需要一个肯定，不论是谁，自己的、社会的，都会让她变得知足。
妈妈说，妈妈也如此相信，劳动带来的价值始终高于身体上的压力。
但压力会一直存在，随着岁月流逝，压力会积累成病痛，一点一点磨灭生活的热情。
后来，我妈顶着疲累后发虚的身体赶回家做饭，但大媳妇不会掌勺，我爸我妈就凑合着过了一天又一天，直到有了我姐。
我姐与家乡的人截然不同，像是调皮的小朋友把天堂鸟放在芦苇杆中。
她是鲜艳的黄色，她喜欢望着太阳，别人却说她不好惹、奇怪。
这株天堂鸟认定了太阳的方向，毅然决然地飘向北方。
可是，疼痛却从北方的中央辐射至南方的西部地区。
她很疼，妈妈也很疼，她们在两个方向牵扯着同一束神经。
照我妈的话说是“我们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我心痛的时候，妈妈也经常抱着我，心抵着心，同步跳动着。
那我姐姐呢？
为什么我没有悲痛穿过血液时的揪心，我只是看着妈妈、看着姐姐，一起沉默。
对于我姐姐在我记忆中空白的经历，我有感触，有疑虑，却在她笃定的话语中渐渐泯息庸人的愁绪。
我知道她必定含着“苦”字一步不停，但我却觉得那“苦”不苦。
那些味觉的刺痛停留在了妈妈的嘴里，雾霾析过山脉，变成滋润的水汽，我咽下的是被滤过的甜。
我却对着甜味沉默，想翻过山，想淌过河，去追溯姐姐的脚印，去分解干涸的黄泥，再在藏在灶膛里的焦红薯里抿出江边的腥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