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和历史语言咨询第74期: 梅川健《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和现状：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有感》
原创 梅川健 考古和历史语言
摘要：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于2026年10月15日至17日在山西运城举行，恰逢西阴遗址发掘一百周年。本文以本届大会为观察窗口，结合西阴村发掘以来中国考古学百年的发展历程，从历史与现状两个维度梳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脉络。文章首先回顾了以1926年西阴村发掘为起点的中国科学考古的诞生过程及其方法论意义，继而从学科体系、研究主线、技术方法、国际对话与公众考古五个方面分析当前中国考古学的总体面貌，并以运城百年考古实践为个案加以印证。研究表明，中国考古学已从接受西方理论指导走向在共同语境中开展平等对话，形成了覆盖全部分支的学科体系，其核心议题正从器物考证转向对中华文明起源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整体性阐释。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西阴遗址；考古学史；中华文明探源；
一、引言
2026年10月15日至17日，以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山西省运城市举行。来自全国各考古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以及美、加、英、日等国的数百名考古学者齐聚黄河东岸这片最早承载中华文明基因的土地，围绕大会主题进行了500余场学术报告、二十余个专业委员会的深度研讨，并赴西阴遗址发掘现场实地踏查。据《光明日报》报道，本届大会设有28个专业委员会、570余场精彩报告、22场公共考古讲座、1场展览和3条实地调研线路，是中国考古学界规模最大、范围最广、规格最高的国际性高端学术会议。
大会选址运城，本身就是一次意味深长的回到原点。运城地处黄河东岸、中条山北麓、盐池之畔，山藏铜、水出盐，独特的资源禀赋共同构筑起文明演进的物质基底，也造就了这片土地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与得天独厚的考古资源。1926年，李济在夏县西阴村主持发掘出半枚人工割裂的蚕茧，开启了中国人独立主持科学考古的先河。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中国考古人又重新聚在这片遗址旁，讨论的已经不再只是如何用科学方法挖开土层，而是要回答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这一根本命题。
本文以本届大会及其相关报道为主要材料，从历史与现状两个维度，梳理中国考古学从西阴村出发的百年历程与当前学科图景，并以运城百年考古实践为个案，透视中国考古学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成就与走向。
二、历史的起点：西阴村发掘与中国科学考古的诞生
2.1 从田野实践到独立学科
1926年3月，李济与袁复礼结伴同行，奔赴晋南，寻访古史中记载的禹都安邑与夏朝王都。行至夏县西阴村，他们意外发现大片灰坑与彩陶片。实地勘察后，这片文化堆积丰厚、面积广阔的遗址成为理想的发掘之地。同年10月，西阴遗址田野发掘正式启动，石器、骨器、陶片陆续出土，足足装了60余箱，仅陶片总量便达10万块。出土彩陶纹样连绵舒展，被学界称作浪漫的史前西阴之花；更令学界震动的是半枚经过人工切割的蚕茧。虽然仅凭残茧不能断定新石器时代蚕业已经成熟，却为追溯中华桑蚕、丝织文明的源头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物证。
西阴发掘在方法论上具有开创意义。在不足四十平方米的发掘区域内，考古工作者以披葱式方法一层层剥离地层，以三点记载法标记每一件遗物的空间坐标，以层叠法区分不同年代的文化堆积。西阴遗址就此成为中国田野考古方法的母本。
1927年，即西阴发掘之后的第二年，清华国学研究院请李济首次开设现代考古学课程，标志着考古学在中国从一次田野实践升格为一门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阴遗址是中国考古学的第一现场，也是学术自立的精神原点。
2.2 百年深耕：三次发掘与范式演进
西阴遗址先后开展过三次考古发掘。1994年的第二次发掘中，考古学者依托本土理论，搭建起黄河中游史前文化框架；2025年至2026年的第三次发掘，发现了仰韶中期三十余万平方米的双重环壕聚落，以及大量彩绘颜料盘、研磨器和调色工具，使今人对西阴先民的聚落形态、制陶工艺和生业经济有了远比百年前更为立体的认知。
在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郑媛作了题为从西阴百年看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题发言。她认为，西阴遗址百年发掘的历程正是中国考古学百年成长的缩影：一代代学者在同一块遗址上继续追问，从学习引进走向自主创新，从器物描述到聚落分析再到多学科融合，最终为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坚实的实物证据。
三、现状：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呈现的学科图景
3.1 学科体系的成熟：全学科集结
本届大会最直观的规模感来自500余场分组学术报告。中国考古学会下设的28个专业委员会全部参与，覆盖旧石器、新石器、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科技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公众考古等几乎全部考古分支。这种全学科集结的密度，表明中国考古学已形成覆盖全面、分工精细的完整学科体系，是过去十几年走向学科成熟的一个缩影。
3.2 研究主线的深化：从器物考证到文明阐释
本届大会的报告重点聚焦两大主线：一是中华文明起源相关重大遗址的最新发现，二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前沿研究成果。这两条主线看似一个谈文明的起点、一个谈文明的展开，其实是同一个大问题的两面——我们究竟从哪里来，又如何走到了今天。
从西阴村出发，向周边铺开的是整个晋南、整个中原，再向更远的辽西、长江中下游、甘青、巴蜀延伸，一幅多元一体的文明图景正在考古人的手铲下被一层层拼合。大会将中华文明起源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并列提为重点，本质上是在宣告：中国考古学早已不再满足于断烂朝报式的器物考证，而是要从物质遗存中回答一个文明共同体何以诞生、何以延续的大问题。
3.3 技术变革：科技考古与多学科融合
2020年代以来，科技手段大规模介入考古学：古DNA、同位素、遥感探测、三维重建及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使发掘更精准、保护更科学、阐释更立体。科技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是中国考古学过去二十年成长最快的分支，它们无一不是在国际合作中逐步建立起中国本土的方法体系。西阴遗址第三次发掘中依托多学科交叉研究获得的聚落与工艺信息，正是这一变革的具体例证。
3.4 开放格局：从接受理论到平等对话
本届大会汇聚美、加、英、日等多国学者，与近年来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整体节奏相呼应。一方面，中华文明探源、三星堆、二里头、海昏侯等重大发现本身具备全球学术关注度，国际学界希望直接听取中国同行的一手研究；另一方面，中国考古学已经从接受西方理论指导的阶段，逐步过渡到在共同语境中开展平等对话的阶段。中国学者关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延绵不断的独特认识，也正通过一次次国际会议、一篇篇外文论文，成为世界考古学重新理解文明起源问题时不能忽视的中国经验。
3.5 公众面向：公众考古与文明自觉
与学术体系同步成熟的是考古的公众面向。本届大会面向公众配套举办22场公共考古讲座，邀请考古学界各领域知名专家学者讲授考古学知识。公众考古、沉浸式展览、研学活动也不断走近大众，让年轻一代慢慢走近地层深处，触摸遥远的历史文脉。中国考古学已经不再只是一门挖宝贝、证经史的学问，它正在成为这个文明重新认识自己、讲述自己的最坚实的知识基础。
四、区域个案：运城百年考古与中华文明探源
西阴村发掘之后，运城考古的百年长卷徐徐展开，重要发现绵延不断，构成观察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与本土理论建设历程的区域样本。表1列示了运城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现。见下表：
4.1 晋南史前序列：从西侯度到龙山时代
1959年，西侯度遗址被考古学家发现。作为中国早期猿人阶段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之一，遗址中带切痕的鹿角和动物烧骨的发现，昭示出距今约243万年的先民已经将火神征服在脚下。这一发现将运城地区的人类活动史大大提前，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久远的史前背景。
龙山时代，运城地区的聚落与社会复杂化进程显著加速。2003年至2004年，芮城清凉寺（坡头）墓地揭示出龙山时代的高等级墓葬，生动展现了史前社会由平等社会走向阶层分化、礼制萌生再到集团衰败的演变过程，获评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7年至2017年，考古团队对绛县周家庄遗址开展系统勘探与发掘，确认其为一处龙山时期的大型环壕聚落，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相关研究课题，为探究黄河中游龙山时代聚落形态、社会分化与文明起源提供了关键材料。
4.2 夏商国家的物质基础：东下冯与西吴壁
1974年开始，夏县东下冯遗址持续5年多的大规模发掘启动，累计发掘面积超过7700平方米，由此确立的东下冯类型成为探索夏文化、解析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支点，古籍中尧舜禹的古史传说终于和地下出土的遗存相互呼应。
2016年至2018年，绛县西吴壁遗址经过连续多年的考古工作，首次在临近中原腹地的中条山地区揭示出丰富的夏商冶铜遗存，为夏及早商王朝找到了明确的铜料来源地，填补了重要学术空白。这一发现与东下冯遗址共同构成理解夏商国家物质基础的关键链条——从铜料来源到聚落形态，早期国家的资源控制与组织能力第一次有了完整的实物证据。
4.3 历史时期的工程与礼制：蒲津渡与酒务头
1988年至1989年，永济市博物馆对蒲津渡遗址进行考古调查，确定黄河滩涂地下有铁器埋藏。在后续发掘中，4尊铁牛、4尊铁人与七星柱等破土而出，重现唐代蒲津浮桥的恢宏，著名桥梁专家唐寰澄评价这是实用技术同雕塑艺术有机结合的典范。
2017年至2018年，闻喜酒务头晚商高等级方国墓葬重见天日，从出土青铜器中两种族氏铭文的差异性来看，此墓地应为匿族墓地，不仅为匿族青铜器找到了归属，也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缺环。
运城考古的百年实践表明，从距今约243万年的西侯度用火遗存，到仰韶中期的西阴环壕聚落，再到夏商的东下冯、西吴壁，直至唐代蒲津渡与晚商酒务头，晋南地区保存着从旧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的完整考古序列，是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与中华文明探源实践的区域缩影。
五、结语：历史的启示与未来的命题
把大会主题定为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别有意味。回望历史，是要厘清中国考古学怎样从西阴村这样的原点一步步走到今天，哪些是必须坚守的学术品格——实事求是、尊重地层、谨慎立论；展望未来，则要思考在AI、大数据、多学科交叉成为常态的时代，考古学如何既拥抱新技术，又不丢掉让材料自己说话的学科底色。五百余场报告里，既有最传统的器物类型学分析，也有最前沿的古基因组研究；既有对百年学术史的系统回顾，也有对下一代考古学方向的大胆设想，这种厚古而不薄今的生态正是一门走向成熟的学科应有的气象。
从1926年在夏县西阴村割下第一铲土，到如今年轻一代考古人利用多学科、高科技手段拼合文明图景，中国考古学完成了一次从田野发掘实践到文明自觉的深刻跨越。西阴村的手铲已经传了一百年。下一个百年，考古人要回答的，不再只是这里埋了什么，而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正如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钟龙刚所言：愿西阴的灯火，照亮下一个考古百年。本届大会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次出发——从历史的深处出发，向着由无数手铲、无数地层、无数个夜晚的伏案研究所共同拼接出来的、更完整的中华文明图景，继续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