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闻着重报道了青海玛多县的精简党政机构的试点、与之前在山东试点且饱受争议的“合村并居”一样，它们都是基于最近十到二十年间，城乡人口、城镇间人口的比例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的陆续产生，使得大量人口聚集在地理空间上的狭小范围。与此同时，大量原本均匀分布的中小城市、县镇乡村则出现人口流失。
与这些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基层党政机构逐渐失去部分实际需求不同，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的基层党政机构则面临着人手不足的问题，以至于基层往往一遇大事便是人人加班也忙不过来。显然，这严重制约了国家现代化治理在基层的具体建设，也不利于从基层到中央的政令通达。
另一方面，伴随人口转移到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还有大量科技、资本与头部实体产业，它们与新增转移人口一起，使得同一行政等级下的大城市的党政机构，在实权和调动各类资源的能力上，明显大于远郊、中小城市、边疆、乡村的党政机构。
这意味着，除非上一级党政机构的领导班子能够在管理与监督中，做到因地制宜的科学管理与资源分配，否则各个地区的同级党政干部之间也会产生明显的地位差异与实际的负面关系，这显然也不利于区域治理和区域间再平衡。
过去的二十年间，共和国的城镇化率由34%左右，提升到如今的64%左右。短短二十年，30%的人口至少在户籍层面从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人口。当然，熟悉基层的人应该都知道，现实中成为城市长期居住的人口显然高于64%。
那么，如何在这样的迅猛增长下，调整与平衡现有的城乡结构、城内二元结构，同时又能使得占据广大面积的农村与偏远地区，不至于成为被遗忘和荒废的另一个世界，这都已成为如今的时代性命题。
从环境承载力的角度而言，即使城市基础设施可以在短期内拉高到满足新增人口的需求，但现有的城镇地理空间的再生产价值、资源禀赋与增长空间已经达到顶峰。
或许，随着信息化技术与交通技术的再次更迭，远程办公、五百公里通勤、慢生活、廉价健康饮食、宜居化不动产理念，将成为引领未来时代的农村、中小城市与远郊的再开发的内生性增长动力。如果这一趋势得以实现，那么现有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人口又将产生一次大面积流失。
而由此可能性趋势引发的下一轮问题则是，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房价倒挂与不动产贬值，以及继而引发的银行坏账与城市既有债务的金融风险，并最终波及到所在地区的科技产业与制造业（盖因这些产业往往依赖大量非标准债形式的投资）。到了那时，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回顾七十多年的共和国发展史，城乡比例的每一次变化，都是区域间再平衡的原因或结果。历史进程在这一领域，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钟摆，时而摆向大城市病的一头，时而摆向松散且不够集中的一头。只有达到极致，才会反向运作，如此往复而已。
我不喜欢这样充满波动与摇摆的发展规律，但它却如此深刻地主导着我们的过去与现在，并且还将主导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的未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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