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4年，你没发现他一直没变吗？”
我早就知道他离开了。
我们认识，有四年了。要结婚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他离开我了。
2009年12月
十六岁的时候，我离开了家乡，走的时候连绵细雨。靠窗的位置可以看到空中大片下垂的黑云，阴云密布的天要滴下泪来。它们层层叠叠的，深深浅浅的，同高速上排排齐的枯树和护栏步步退后，同往事一般与我越来越远，载着我的车辆在前行，我闭上眼就能感到风在我耳边呼呼而过。
外婆说:人越大越想归根，只是人们年轻的时候不懂得这个道理，总是盼着要逃出这方土地。我不知外婆说得对不对，可能我的父母是如此。但我永远不会离开这片土地，如若外婆永不会离开这人间。
要离开的人太少了，整张车只有我一个人，和一只巨大的蚂蚁。它独自坐在后面，触角碰到了车顶。躯体通黑，细长的肢脚缓慢地移动着，上面棕黑色的绒毛我都能看得清楚。它的身后是窗外流走的光，它却孤零零地坐着，一动不动。
我嚎啕大哭起来，它太孤独了。
“别难过了，老人家已经走了……”
蚂蚁，走了。周围开始吵闹起来，是熟悉的口音，它们在车里到处奔跑，最后都通通撞到了我的耳朵里。哦，一车的人。
“……现在跟着父母一起生活了，不是很好吗，别难过了……”
邻座是在城里当老师的同乡，受人之托，带我一起进城，听说是，带我回家。他可能絮絮叨叨在我旁边说了很久，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总是听不到别人的话。
2010年1月
我的父母叮嘱我，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他们，然后我就没有再找到他们。
那只黑漆漆的蚂蚁爬到了我的家里。它坐在我吃饭的餐桌上，我递给它食物，它一动不动，它可能不太爱吃这里的东西，我也不太喜欢。我惊奇地发现，这只蚂蚁黑的发亮，我关上了所有的灯，窝在客厅的沙发上，还是可以看到它，一动不动，在黑夜里。
我又嚎啕大哭起来，它真的太孤独了。
“怎么了？你怎么跑到沙发上来睡了……”
原来，他们一直在家。他们可能忙忙碌碌为我做了许多事，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总是看不到别人对我做的事。
然后，我休学了，十七岁的我，离开了学校。每周三他们都要带我去见一个人，如此坚持，似乎很重要。这个人总是装作很可亲的样子，问我睡得好不好，头疼不疼，还问我，看到了谁，但是我没告诉他，因为我总觉得他的可亲都是装出来的，我和他不熟。
不过，他们没有让我放弃学业，当老师的同乡成了我的家教老师。
2010年2月
“为什么没有写？偷懒了？”
同乡老师叫张烈，他教我所有科目，他上次走的时候给我布置了作文题。
“我不会。”
“怎么会不会呢？这种类型的作文题都是一个模子。你甚至可以一律总分总，先提出论点……”
我看着他一张一合的嘴唇，在心里笑起来，居然有人教我写作文，他不知道我作文是拿过奖的人吗？
好吧，没有人知道。
张烈的手机铃声响起来，他抱歉地笑了笑，然后出去接电话了。
我的黑蚂蚁朋友可能有了新的朋友了，它很久没有过来看我，我竟然没有十分想念它。说真的，它长得真是有点可怕，有时候巨大地像是要占满我的整个屋子，在黑黑的夜里。
我没有准备哭，瞪着眼看着打完电话的张烈走进屋来，他的嘴唇快速地动着，似乎很着急的样子。
但是，却不紧不慢地说:“晚上不要再熬夜了，黑眼圈都要长到脸颊了。按时吃药，就可以按时睡觉了。只要你乖乖的，你的病很快就可以好起来了。”
病？我想我的病已经好了，我居然可以听清他说的每个字，没有走神。
“我的病已经好了。”
“傻丫头。”
他穿着白色的衬衣，袖口的纽扣没有扣好，耷拉着勾住了我的头发。揉头这个动作，似乎有些暧昧。我不敢说话，低着头看着他浅蓝色牛仔裤上那滴黑色的墨迹。
2010年3月
周三，我们又要去见那个人，他还是穿着白大褂，还是问我，睡得好不好，头痛不痛，看到了什么。还对我，笑了笑。
我打算把我的蚂蚁朋友介绍给他，他应该不会嘲笑我和一只蚂蚁做朋友，因为身边的人开始对我友好起来。
……
“但是，我已经许久没有看到它了，我其实挺害怕它的，它不来也好。”
“它不来，说明你快好起来了。坚持治疗，你会好的。”
坚持治疗，这似乎是城里人对我说的最多的话，但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生气。因为我感觉自己，真的生病了。喜欢一个人，像是被溺在了河里挣扎，浮浮沉沉，上上下下，有阳光在眼前一闪而过，而后又没入水中，波光凌凌地，总觉得有些东西很刺眼，很遥远，但是，很想抓住。
不知，这是什么病。
2010年4月
张烈来得更频繁了，他讲课的时候，前臂在空中挥动，耷拉下的袖口扇起风来，我就这样盯着跟着风翻动的袖口。
“听明白了吗？看什么呢？”他突然坐到我身旁。
我俯身抓过他的手，透过白色衬衣的袖口露出的手腕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尺骨和青筋。我低着头给他把袖口的纽扣扣上，把手臂都包进了纯白里。浅色牛仔裤上的墨迹闯入我的眼帘，我伸手用食指挠了挠，去不掉，打算改天帮他洗洗。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越轨，尴尬地直起身，偷偷看了看他的反应，他就默默地看着我，眼含笑意。这是默许吧？
一个人溺入水中，无声地挣扎，所有的光圈都晕地远远的，你只能看着它烨烨生辉，而后远远流去。如果是，两个人沉入水里呢？无声对视，眼前是他，他口中吐出的彩色泡泡，和他身后的烨烨生辉。在水中你们无需相濡以沫，但你们会抓紧彼此。你们十指相扣，随着水波摇曳转圈，无论如何，眼前都是他。
2010年6月
我在积极配合治疗，但是我没有参加高考，因为无人提起。
白大褂说我快好了，但他却让我一周见他两次，一次去睡觉，一次去训教。
听完白大褂的训教，我还要回家等张烈。他的课程早就已经结束了，但他还是会按时来，家里没有其他人，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我躺在他的腿上，头发散在他的腿上，遮住了那个我洗不掉的墨点，他用手抚摸我的头发，扣紧了的衣袖纽扣再也没有勾住我的发丝。我只是这样看着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时，他会俯下身来，我轻轻闭上眼，但他只是吻吻我的额头。他长得很白净，白的发光的人，即使在黑夜你也能看清他的脸。他俯身在你面前的高挺的鼻梁，他的颧骨、脸颊，和微微颤动着的睫毛。
原来，那些陪伴着你的人，即使在黑夜你也能看清他们，就像黑蚂蚁朋友。哦，它很久没有来看我。
2011年
他们都说我在渐渐好转，可是我却感到越来越迷糊。有时候，我的世界变得模糊不清，总是梦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有父母在我身旁，守在我的床边，说:“宝贝快好起来”，转而又争吵起来，大打出手；医生拿着针筒对着我，说是要治好我；桌面堆满了纸张，上面有很熟悉的字迹，却让我感到莫名的害怕……这个世界人潮拥挤、纷纷扰扰，却没有张烈。
不知睡了多久，醒来的时候看到他俯在我的床沿，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他白色衬衣上，我忍不住伸出手捋了捋他浓黑的眉毛。
“你醒了？”
“嗯。”
“起来吃饭吧，给你热好了。”
他坐在以前黑蚂蚁喜欢坐的那个位置，我想起那只总在黑夜里独自坐着的蚂蚁。
“我今年18了。”
“再过几年，我们结婚吧。”他的手指在浅蓝色牛仔裤上抠来抠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结婚？对于18岁的我来说，好像很遥远。但是，这个人，和我沉在水里两年的时间却像是过了一辈子了。我看着他，从他的身后的波光粼粼中流过的确实一辈子的景象，年少时，他俯身吻我的白衬衣；中年时，他挽着我大步向前的牛仔裤；老来，他和我十指相扣的禁闭的袖口。
“好啊，结婚吧。”
2014年10月
我已经吃了四年的药，这些药在我的身体里堆积，却排不掉。我开始变得恍惚，我出现了一些幻觉，都是那些梦，它们全都真真实实地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我面前。
母亲蜡黄的脸，父亲严厉的眼神；摔坏了的玻璃杯；穿白大褂的医生；静静躺在桌面一动不动的纸张。
我使劲摇了摇脑袋，想摆脱这些虚幻而可怕的幻觉。脑子越来越混乱，头痛欲裂。
“醒了？”我的母亲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她的眼可能会掉出冰柱来。
“张烈呢？”我从未在幻觉中遇到过他，这有些奇怪。
我甩了甩头，还是抹不去母亲蹙着眉毛看着我的蜡黄的脸，她的眼睛没有掉出冰柱，却滴了水珠，断了线的。
她可能哭哭啼啼地担忧了我许久，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总感受不到别人的关怀。
蚂蚁已经很久不来了，它今天突然出现，就在窗外。我看到它巨大而又细长的脚攀在玻璃窗上，棕黑色的绒毛都竖了起来。看不到它的脸和身体，还是觉得它很可怕。蚂蚁是群居动物，它却总是孤零零地，一动不动地，很可怕吧。
然后，它突然问我:“你为什么会喜欢他啊？”
“他教我写作文……”，没有人这样耐心对我。后半句还没说出来，我就嚎啕大哭起来，太孤独了。
2014年12月
我21岁，我们约定了这个月结婚。
最近的药效越来越强，我睡得越来越久。上一次见到他，我已经不太能看清他了。他还是穿着白色衬衣、浅蓝色牛仔裤，那个墨点非常的明显，他的脸庞却模糊起来，他咧着嘴对着我笑，然后我就睡着了。
12月份特别冷，他可能没有出门来看我，这次醒来，没有看到他。
我的父母在屋外忙碌着，有饭香顺着风飘进来。
“妈妈，张烈呢？”
“我们今天要去看医生。”
“今天不去了，我要结婚了。”
我的母亲并不关心我的婚事，她放下了手中的锅铲，关了火。到我的房间，打开抽屉，拿了许多的小本本，和桌上那一堆一直没动过的纸，通通塞进了她的大布袋里，拉着我，出门了。
这几年，我仿佛从未出过门。我们坐在出租车上，窗外是来来往往的男男女女，穿着风衣的女性在人行道上走着好像能卷起一阵风；扎着高马尾的蓝色校服女孩最好看，她们身边都是白色的阳光在跳跃，在蓝色校服上，在白色球鞋上，像是张烈那件白色衬衣，总让我觉得纯洁和希望。
哦，我和张烈，要结婚了？
结婚照上应该是披着婚纱侧身微笑的我，和白色衬衣的他，抚摸着我的头，他的袖口在我的发丝上摩擦，浅蓝色牛仔裤上那滴墨迹格外刺眼。哈，还真是画风奇特呢。
“她今天好像清醒了许多，但总念着那么一个人，她说她要结婚了。”
想着想着，就到了医院，我的母亲在和白大褂医生说话，她把那堆没人要的废纸递给了医生，然后告诉他，我快要结婚了。
医生翻了翻那些纸，没有说话。我的蚂蚁朋友就站在他的身后，瘦瘦高高地直立着，快要顶到了天花板。它的触角垂下来，就在白大褂医生的头顶晃来晃去。它的前足搭在医生的肩上，白色衣服被染上了黑色墨点。
我觉得这个医生可能有点危险了。
“白色衬衣，浅蓝色牛仔裤？这些年，他都这样穿，难道这4年，你没发现他一直没有变吗？”
“这些年，你也一直穿着白大褂啊。”
医生没有再说什么，把纸张翻得哗哗响，然后，摊到我的面前。
2010年2月
……
他挂断了电话，没有再走进我的房间。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可以听到他急促的呼吸，看到他快速张合的嘴唇。
“真的不好意思，我老婆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孩子发高烧了，我得赶紧回去。”
“没事没事，孩子的事要紧，快回去吧，改日补上就好。”
“那个，真的不好意思，我以后可能不会来了。恕我直说，您的女儿可能不需要请家教，她并没有在学，她有点怪怪的……”
我闭着眼，看到穿白色衬衣的他从楼梯跑下去，浅蓝色牛仔裤上的墨迹消失在转角口；听着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他叫张烈，他没有再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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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静静地看完了我写下的这些字，没有任何反映。我的母亲和医生面面相觑，我能看到它们竖起来的寒毛，紧握的双拳，他们备战的样子，随时准备迎接我歇斯底里的爆发。
但是，我没有，我很平静。
蚂蚁的脚没有再搭在医生的肩上，它只是站着，触角和前足都垂下来，很颓败的样子。
“你不伤心，不崩溃吗？”它问我。
没有什么感觉，我早就知道他离开了。
我告诉医生:“我知道。”
他们说，我的病好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