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小学四年级时的数学老师是一个长着马脸的老头儿，已经不记得姓什么，只知道他是以脾气暴躁出名的，动辄要敲打学生的脑壳，责骂更是家常便饭。临近期末的那段日子，老头儿上课时常戴一顶灰色鸭舌帽，偶然一次见他摘下帽子，头顶已几乎掉光了白发。如今东拼西凑了些许见识，想来或是做化疗的缘故吧，当时不知，而升入五年级以后就没再见过他了。
有一回老头儿来班里上课，他走进教室便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坐在我前桌W。老头儿对我们说，那天早上W的家长来学校找他，问他是不是打骂了W。他说完这话，忽然更加恼火起来，我知道他的这种恼火是夹杂着委屈和怨念的。但我并不知道那一刻为何会产生对这个老头子的同情，又不知为何在下课以后对Z说出这番同情来。
Z在当时被我视作将来一辈子的朋友，时至今日也断了联系。当时我在Z面前替老头儿打抱不平，Z指着我说：“老头儿的确没打骂过W，但是老头打骂过你。”我因为他的话，后脑勺被老头儿敲打过的地方又隐隐作痛起来；我也因为这句话下定决心不再与Z做朋友，而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理睬他。
我决定同Z重归于好是在一次临近放学的傍晚。那时我想买一辆玩具赛车，奈何家里以“玩物丧志”作为管教的信条，便不能明目张胆地向家人提出购买请求了。而我一向知道Z是能自由出入学校周遭的玩具店铺的，也曾叫他替我买过一些陀螺之类的玩物。果真在我向他表明买玩具的意图时，他十分爽快地应下了，并且约定在次日的傍晚放学时分将玩具赛车交与我。
彼时学校为学生安全着想，放学是要排队离去的。当我和Z站在队伍的尾端，小心翼翼将“交易”完成时，我的班主任赶来了。班主任姓杨，是个留齐耳短发的年轻女人。在她没收我的赛车之前，我早已听闻她常常是要将学生手里搜罗来的玩具带回家给女儿玩耍的。然而我并不在意她的没收，我知道这位杨女士必然不会无端前来的。她又怎能未卜先知呢？于是我才注意到杨女士身旁站着的W。在杨女士训斥我的时候，我分明看见W的脸上堆满了得意的笑容。而在杨女士离开不久，我们也要排队放学回家，失去班主任的压迫，一些关于W告密的流言就传进我的耳朵了。
我和W之间的隔阂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这期间我们仍然同处一间教室。杨女士在我升入五年级以后就彻底离开了学校，和那个教数学的老头儿一样仿佛从这个世界消失似的。我的那辆玩具赛车合情合理地也没再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