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哥哥都属于“读书改变命运”的那一批85后。妈妈文盲、爸爸读完小学，管好衣食住行已属不易，教育不能苛求。
村里上幼儿园、村里念小学。村里路不好，但机动车和人贩子都很少，我和哥哥，从幼儿园起就结伴自行走路上学去。父母都很忙。
小学每学期要评优，前十名发奖状，二年级有次我没有拿到，被打得很惨，然后再也不敢考砸了。幼小的我并没有“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觉悟，单纯不想挨揍。
小升初，我们村里的小学基础差，县里最好的初中大概只给了50个名额，我压着录取线考上了。哥哥成绩一直数一数二，稳稳当当，但就是高考砸了一次，此乃后话。
以学渣的身份被县里最好的初中录取，并且和哥哥分到了一个班（随机排位）。父母买了两辆二手自行车，兄妹俩蹬着自行车又结伴上学去。青春期的我依然挨了很多揍，除了成绩不理想，还有跟小姐妹放学去玩晚回家、和母亲顶嘴之类。
整个小学没有接触过英语，初一上英语课跟不上，急哭了，还被英语老师嘲笑了一顿（她后来很照顾我）。自尊心开始发力，第一次考试就从排名垫底冲进了班级前十。因写作能力较好，被选派去参加省里和国家的竞赛，拿到省一等奖和国家三等奖。哥哥依旧四平八稳、排位数一数二，于是妈妈一直觉得我成绩很差。
中考前夕，学校评测，我大概率考不上省属重点。我急了，最后努力了一把，依旧以垫底的成绩超出了录取线。哥哥是全奖录取，学费全免，于是我妈又把我骂了一顿，好在没上手。我毕竟大了。
高中开始，每次考试直接按照上一次考试成绩排考场，高中我第一次考号是650名，第二次就是一百多名了。那时天天在“考不上重点就给你嫁去农村种地”的恐吓里战战兢兢。因写作较好，被叫去校园广播站和电视台干活，蹦蹦跳跳就结束了高一。
我一直是偏科很严重的学生，高二分文理，撇掉物理和化学，我以第4名的排位被文科重点班收入。高考则以全市文科第1名的成绩被南京大学录取。当时数学比哥哥少考几十分，而清华差6分、北大差7分，因此又被妈妈骂了一顿（她无法理解文理的特殊性，或者骂我已成习惯），直到红榜放出来，我的宣传橱窗比哥哥靠前，她才意识到：闺女这次考的还行。
比较可惜的是哥哥，一直是妥妥清北苗子，高考没考好，也跟我报了南大志愿。兄妹俩坐着绿皮火车，又结伴去了金陵，那是我们人生第一次出门远行，也是最后一次结伴共读。
刚入学不久，新加坡国立大学来选人，学费全免、还发生活费，只要理工科。哥哥考上了，开始了漫长的海外求学之路，新加坡读完本硕，又拿到美国全奖，继续读，毕业后进了谷歌总部，和一帮最聪明的脑袋一起共事。
我这边，顺利毕业后故事就比较多，跌跌撞撞，最后自立门户，成为创业大军中的一员，为自己人生的各种目标努力着。
我和哥哥一母同胞。哥哥从头至尾都是个好学生，没让父母操心。而我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哪怕和“权威”背道而驰。虽然挨了很多打，但是性格丝毫未变。哥哥最后成为一名温和敦厚的技术精英，而我拥有了比他更丰富强悍的韧劲。
难得的是，我们始终互相理解和尊重，这是高等教育带来的改变。父辈的狭隘源于非黑即白的价值观，而看过世界的我们，都能接受别人和自己不一样。
哥哥出国后第一次回来，见到我就忙着掏钱，为了省手续费，他换好外汇，用书包背回来。我婉拒了，因他节衣缩食并不容易，而我彼时已开始半工半读、经济自立了。但是他卸包掏钱的情景，我会一直记住。
我一直未得到过母亲的认可，或许她永远无法认可我。但我终究不再像曾经一样试图获得认可。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的人生、我自己认可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