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70年，一个普通的县城的一个普通工薪大家庭，但和左邻右舍比较，又有点不寻常。说它普通，是和大家一样都只有蓝灰绿色服装，家里最豪华的大件也就是两块手表和一辆自行车；说它于众不同是太奶奶和奶奶是唯一健在的长辈，之下的三个兄弟姊妹都在县里县属企业工作，这些企业被在国企的妈妈戏称为baba汤圆。他们都成家了但是还在祖传的大屋住在一起吃饭开伙，还有两个更小一点弟弟妹妹也成家了，在县城边上的农村单独生活。
这三四个小家都是有三四个娃娃，一到吃饭时，从中学生到小学生，再到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有吃奶的娃，十多二十几口自然是热闹非凡的一番景象。
我记得小时候听到很多叔叔阿姨都夸我们这一大家人团结，至于为什么这么团结，以及后来为什么就不团结了，是等我上初中了才知道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正是中国政治神经绷得最紧，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我对从出生到三岁多完全没有自己的记忆了，只有靠几张大人笑娃娃懵懵懂懂的照片，以及妈妈的讲述。她听街对面的七姑婆讲到这样的好笑又心疼的事：当赶集的人刚散去，太奶奶带着我在門口捡拾苞米花，而我比太奶奶聪明的地方就是直接往嘴里放。这个时候，我的大名叫周俊，小名叫周莽子（老家说某个人傻气鲁莽的意思吧，包括某次说自己有三个爸爸三个妈妈）。 在妈妈的讲述中太奶奶弥留之际，她念叨着，大人们问她要什么，她说要我抱她，而我那个时候还穿着开裆裤吧！我想要是我能穿越回去，一定会抱抱我的太奶奶的！
我有记忆的部分是出现在另外一个时空了，那是在我的姨妈家，妈妈的大姐，姓艾名无瑕，对我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我那时心目中的排名第一的妈妈，她看到我缺少照顾，就把我领回重庆她家；姨爹姓梁，名恕，河南人，新中国成立后南下革命干部，刘邓大军，记得他亲口给我讲过淮海战役被俘虏的某敌方高级将领就是他所在的警卫部队负责看管的，他是我那时心目中的排名第一的爸爸。
为了上幼儿园我有了一个新名字-罗俊，改姓罗是有一个姑父在重庆钢铁厂工作， 毕业于重庆大学冶金系。那个年代重工业是天之骄子，这样我才便于上厂办的幼儿园。这个名字是我认识字后在小棉被和小衣服上发现的，它被用结实的线绣在上面，百分之百的可能是我的姨妈一针一线地绣上去的。多年以后，当我儿子上幼儿园夏天游泳要用到的浴巾，我也如法绣上他的名字，只是把笔划更多的周翔宇简化成了ZXY，后来则是狗狗在使用了...
在我小时候，罗叔叔是两地分居，家人都在老家，业余时间他给我讲武松醉打蒋门神，背我上幼儿园时被我抓破脖子也不生气，他是我那时心目中的排名第二的爸爸，在这个家里是有三个姐姐替代了老家的两个妹妹，她们都爱护我这个小弟，有不同就是二姐更温和一些；小姐姐相对更严肃一些，但是我现在都依稀记得在漫长炎热的夏季里，我被热醒了，她在黑暗中给我摇着扇子。
我的姨爹是河南人，那时小小的我的眼中他是那么的高大威武，以至在冬天嬉闹时我常常钻到他的大衣下摆中；也会在夏天坐在凉椅上给我讲战斗故事，但现在记得的却是是唯一的一首童谣，“梳一根、挂一根”，大概是一个农夫遇到了危险的熊，诳熊说头发太乱了，然后爬到树上去梳头，梳好一根，就把它拴在树上，最后农夫成功脱身，够搞笑吧！姨爹是个很风趣的人，因为我也被姨妈数落过，比如嘻嘻哈哈时我把嘴给磕破了，用地瓜逗我时自己一口先吞下，把我逗哭了之类的。
等我上“钢花小学”后，有了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常常和小伙伴到厂区、街区外面的农村去玩耍，那里其实是蔬菜基地，有一个养鱼的湖（小型水库）和十多小一些的鱼苗池，有时能遇到几十个大人合作用大网捞鱼，但是记忆中从来没有吃到过这种大的淡水鱼，偶尔吃到的是冰冻的耗儿鱼，当时一切都是计划的，凭票供应的；我记忆中有次被派去在食品店排队，轮到我了，但大人始终都没有来，这也应该算童年挫折，所以我一生最烦就是需要排队的事。
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玩伴，必须随时能喊得答应，我养成了摆弄各种物件、听收音机、看书的习惯。没有电视，是全国人民基本都没有电视；没有玩伴就要说到独特之处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还是一个讲阶级斗争的时期，既有姨妈姨爹在建国前就参加革命的光荣历史，也有家庭出身的原罪，再加上高压的社会气氛，除了最亲近的几个亲戚，大人们之间也只保持点头之交，导致我们小朋友也不能例外。
我现在记得的只有一好一坏两个朋友，坏朋友是一个大人眼中的坏孩子，最大的劣迹好像是把家里的大人皮鞋卖废品后买成糖果了，事前没有告诉我，事后叶并没有分糖给我吃。记得是由于大人们的告诫我开始不理他，他竟然找了高年级的老大来找我要说法。几次一到上学就惶惶不安后，我终于忍无可忍，我诳他到副食品商店，揍了他几拳就狂奔回家，从那以后果然天下太平了。（在十来年后在老家又遇到类似情况，戏剧化的是我被揍了几拳，报应啊！） 后来在学校背后的田地里他被狗撵，摔断了腿，我还背他上学，由于是地下交往，我连个表扬也没有得到过。
另外一个朋友是当时对我最友善的，他家在厂区、街区外的农村-蔬菜基地。他总是穿着有点褪色的旧衣服，个人卫生也不佳，每次我想起他，仿佛他就在对面望着我笑，眼睛眯成了两条弯弯的月牙，嘴角也快咧到耳朵边了。他会给我带来抓到的螃蟹，还会从家里拿小人书来给我看，一本前后都缺页的《杨家将》，它不知道被翻过多少遍了，还需要屏住呼吸看的，那个年代包括图书馆的共享书都有异味，哪像现在图书馆基本都是新书！那个时候能吃到肉的人是幸福的人，但对我来说能有小人书看那可是更幸福的享受（因为我打小肠胃功能就不好，记忆中在罗叔叔的集体宿舍吃到过肉罐头就拉肚子浪费掉了）。由于社会对职业的偏见，我们的交往好像也是半地下的，他主动给我这么多，我记得好像没有回赠什么给他，到二年级因为搬了一次校舍，就没有再见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好想告诉他我现在正计划成为一位“农民”。
除了这本破书，我在十岁前读的书，基本上都是姐姐们留下的，还有印象的是《欧阳海之歌》，最后军马赖在火车轨道上，火车飞驰而来，欧阳海冲了上去，他的脑海闪过了A,闪过了B, 闪过了..., 这排比句！还有就是《钢铁只怎样炼成的》，这里面的主人公的誓言:"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让他回首往事时....自豪地说：‘我的一生献给了...’" ，这句话我一直记得并用到了四年级的作文里。属于我的宝贝书，应该是《三毛流浪记》和《小灵通漫游未来世界》，对比可怜的三毛，我对一切都很满足，包括大姐姐休假带回的怪味胡豆，楼上哥哥给我的十多颗五香瓜子，我把它们逐个抿得没有味道了，好像都没舍得咬开吃掉；也对某次能从幼儿园带回一个包子和带去一个沙琪玛心花怒放。后者让我一直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记得上小学第一天看到教室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标语，刚好就是大姨爹说的我成老俊了（在这个世界里，家人们叫我“小俊”）。
有段时间我爱上了画画，最喜欢画坦克，还开始到田塘里挖泥巴来做坦克模型（估计是看了自卫还击战的新闻片的影响）。还开始画解放军叔叔骑马巡逻保边疆，画还被挂出展览，其实好多都是姨妈后期完成的； 后果很快显现了，在美术老师的推举下参加一次正式的现场作画比赛中，其它人画出了五彩绚丽的画，而我连草稿都没有完成，从那以后到儿子拿起蜡笔前我再也没有画画了。估计是太专注于坦克的真实感，我做了一遍又一遍，选择不同的泥巴，加上不同的功能；原因在于有比较的标准，在后面的大池塘里，常有大人的专业航模队在训练，人家的遥控军舰要张开两臂抱着入水，飘满彩旗还能咚咚地开炮。 我的坦克最辉煌的一代型号是它背了几枚泥巴导弹，坦克炮也能波地响一声并冒出一股白烟（那段时间大人们没有发现家里少了钢笔帽，火柴头，肥皂，蜡烛），最终这个型号给我赢得了在学校操场上台领到一只双色圆珠笔，并由此在课间的玩耍中能有一个小朋友认出我。
好像就是太过于对各种泥巴的尝试，我不幸从某块藕塘的输水管上失足掉到稀泥里了，头朝下的姿势让大人们开始但又我是否能在这里顺利活到考上“中专“的年级，也由于大姨妈的身体一直不好，没法监管我到一呼即应的安全水平了，我回到了父母身边。 我父亲正在续读大学，好像是通过两把竹椅的家乡土特产礼物让我转学到了山城大学附属小学。在这里我开始喜欢足球，在满是人的操场上追逐那个花皮球，向传说中能一脚踢断大娃娃脚骨头的同班的校队成员行注目礼。
四年级转学之后，我开始有点不适应，好像是英语课，原因可能是在转学前的学校没有开设，我开始期待回到显然更落后的家乡县镇小学后，我在念ABC 时能显得鹤立鸡群些，但是我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也落空了...。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