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写：“写作其实是为了安顿自己”。

我一度觉得作家啊，诗人啊，创作只是为了记录灵感，为了发泄自己身体里横冲直撞，奔流不止的创作欲望，这一切都只和自己有关，他人怎样是无所谓的。

但是现在又觉得，创作欲是约等于表达欲的。无论是写诗，画画，还是音乐……所有艺术性的创作都是为了表达自己。“表达”这个动作本身就注定它不可能是单方行为，一定要有另一个倾听者，一个信息接受的对象。

一说到杜甫的时候，我们会很自觉的想起他的《三吏》、《三别》，会想到他的诗歌会根据对象而决定创作的内容，这些诗歌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与作者的自身经历有关。

安史之乱前，杜甫的诗歌风格可谓是泾渭分明。与杜甫同一时期的王维，苏轼说他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杜甫不一样，王维写的是自然风景，有很多山水田园，杜甫却有更多的文人雅集。因为那时候的杜甫，是一个冠盖京华，名声斐然的诗人，经常参加各种宴会，被奉为国宾。

而在安史之乱后，杜甫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他的爱国与忧国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具体的作品摆在这里，比如《兵车行》、《丽人行》、《哀江头》。这时候，他开始“语不惊人”。我们都知道“语不惊人死不休”真正说的是李贺，但是杜甫的“语不惊人”，是他与唐代其他诗人的创作有所不同。

我不妨来做个比较，李白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算是李白有反骨的句子了，李白实际上取悦的还是自我，在他的诗歌里，自我是很大的成分。

杜甫呢，忧国忧民，这个政治高度和站位，就已经超过李白了。虽说一路漂泊无定，杜甫仍然写的是“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李白的好日子是供翰林院之后才到头了，可是杜甫，杜甫是“杜陵有布衣”，一个工部检校员外郎算什么？或者之后一个拾遗算什么？无权无钱，天天哭穷。

但他这个思想上来了，忧苍生黎元，忧百姓社稷，所以杜甫头发白的特别快，已经浑欲不胜簪。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

白居易也有这个思想，写过《卖炭翁》，他说“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个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相比，又有点浅，没那么深沉。毕竟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韦应物也有忧民思想，兴许是以前作了孽，当了地方父母官，后半生勤政为民。他写“邑有流亡愧俸钱”，也只如此而已。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讲韦应物，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只有那一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单提一个横字，足矣。

杜甫这一生，见证过繁华，更多的是饱经了沧桑，面对开元的好时代，他是满怀希望和信心的。他的理想是“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其实，跟绝大数读书人一样，杜甫最大的梦想是做官，想在体制内混到退休然后拿养老金。然而，时也，命也。

盛唐的诗有很多，一说说不尽，李白、王勃、高适、岑参都有，而那个开元，却永永远远的反映在杜甫的诗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由此，盛极必衰，荣极转辱，好日子到头了。在他的诗歌中，我们读到了一个诗人为一个王朝最后做的注解。

这样的一个杜甫，他活得多操心啊。他要“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又要“朝回日日典春衣”，还得“酒债寻常行处有”，酒都喝不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情况下，他还是忧思甚虑。杜甫不像李白，李白是打秋风的祖师爷。在那个天宝年间，再也没有比杜甫置身于官曹之中，却又孤独贫苦生活更可怕的事了。

那一年是天宝十一载，长安城举行了一场公开的选调考试，杜甫发表一篇公开声明《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在声明里杜甫讲了一下自己的情况，我很穷，穷到衣服都穿不起了。他说“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

当时在京华的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大冷天轻裘快马的在冰雪中行走，而我都快要冻死了。回想以前父亲在朝为官，朝中也并非没有故旧，只要为我说一两句话，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这些旧人跟我都没有来往了，怪只怪我自己不会做人，处事太笨。结果自己动不动就十天半月没有饭吃，穿着补丁衣服，住着破房子。我都快哭出血来了，又有谁可怜我呢？

于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杜甫更新了一条朋友圈：“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在唐代，有一位诗人，他最爱哭穷。他曾自谓“乾坤一腐儒”，也曾提笔写“儒术于我何有哉”，意思是说我们读一辈子书，又能怎样呢？可他亦云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个他，就是我们的杜甫，杜子美。

我永远带着叹息读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