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写作是一个无中生有的“活计”，几乎所有的写作者凭借记忆来构思。“记忆”这东西是很不可靠的，它存在吗？如何证明？它是“无”，作者写出“有”来了。小说写作就是恰证。“虚构”，不就是“无中生有”吗？至于批评家所谓“非虚构”，权宜之计而已。在这方面，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就很典型。
《墙上的斑点》可谓伍尔夫的成名之作，因为这篇小说奠定了她“意识流小说”的写作之路。意识流小说即以意识之发散构建全篇的小说形式之一，可追述至马塞尔·普鲁斯特、福克纳等人，伍尔夫也是这一小说形式的肇始者。
其实，用“意识流小说”来框定某篇小说，是很危险的，这意味着贴标签，划界线，封住了阅读的自主性，就拿《墙上的斑点》来说，它这种“无中生有”的巧妙转换与衔接怎能被“意识流小说”这样一个概念钉死呢？
小说中似乎没有故事发生，不过是“我”看到一个“斑点”而引发一系列不找边际的遐想与猜测，就像“一花一世界”的箴言所揭示的，也许“我”能通过这个“斑点”来思考宇宙人生，世间之事与切身体会交错而行，总是会在某个恰当的时机相遇的。
“大约是在今年一月中旬，我抬起头来，第一次看见了墙上的那个斑点。”开篇就用了一个“大约”。可见回忆之朦胧与模糊。所以“第一次看见了墙上的那个斑点”也是值得怀疑的，是第一次吗？是斑点吗？正由于出于这样的考虑，才会有接下来的一系列“生长”，如树木开枝散叶，随风摆动。
“如果这个斑点是一只钉子留下的痕迹，那一定不是为了挂一幅油画，而是为了挂一幅小肖像画——一幅卷发上扑着白粉、脸上抹着脂粉、嘴唇像红石竹花的贵妇人肖像。”这种想法很细致，乃至由此判断出房子主人的品味，以及艺术品背后的的思想，可这都是不确定的，于是“我”又陷入了对偶然与神秘的深思当中，
突然，“我”又想起了那个“斑点”，不得不在此做出判断，人类对知识的渴望一如既往。“我”推测：“它很可能是什么暗黑色的圆形物体，比如说，一片夏天残留下来的玫瑰花瓣造成的。”“我希望能静静地、安稳地、从容不迫地思考，没有谁来打扰，一点也用不着从椅子里站起来，可以轻松地从这件事想到那件事，不感觉敌意，也不觉得有阻碍。我希望深深地、更深地沉下去，离开表面，离开表面上的生硬的个别事实。”“我”做到了，此时，“我”想到了莎士比亚、查理一世时所种的花、自己的形象、未来的小说家以及希腊人与莎士比亚的概括；接着想到了日常的规矩，想什么是真正的标准、最后得出自己的一点结论：“男性的观点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是它制定了标准，订出惠特克的尊卑序列表……”
“我”的意识是跳跃性的、急剧更替的，同时又是支离破碎而又混乱无序的。既有细碎的回忆片断，又有各类飘忽的印象，还有自己那零星散落的思考，一个“瞬间”闪到另一个“瞬间”，飞快的速度与变幻的内容，令人目不暇接。读者确实难以跟上叙述者“我”的那份快捷的速度，但尽管如此，不能否认，读者能从中体会到叙述者“我”的、从“重要的瞬间”中获得的那种“令人陶醉的、非法的自由感”，与此同时，还能体会到一种“令人心满意足的现实感”与自由驰骋的惬意。
墙上的斑点“生长”得更快了，不断出现新的形象。
“在某种光线下面看墙上那个斑点，它竟像是凸出在墙上的。……我觉得如果我用手指顺着墙壁摸过去，在某一点上会摸着一个起伏的小小的古冢……”由此，叙述者“我”又想到自己与多数英国人一样偏爱忧伤，想到草地下埋着白骨，又想到古物收藏家以及与附近牧师的通信，最后想到博物馆里陈设的各类器具。可这些“发现”能证明什么呢？“不，不，什么也没有证明，什么也没有发现。”
“我”只好再次回到斑点，必须得弄明白它是什么，“我”设想假如斑点是一枚钉到墙里已有两百年的巨大的旧钉子的钉头，直到现在，由于一代又一代女仆耐心地擦拭，才得以露到油漆外面，这样做又能得到些什么呢？是否会得到知识呢？于是“我”开始思考知识。“这个世界里没有教授，没有专家，没有警察面孔的管家，在这里人们可以像鱼儿用鳍翅划开水面一般，用自己的思想划开世界，轻轻地掠过荷花的梗条，在装满白色海鸟卵的鸟窠上空盘旋……在世界的中心扎下根，透过灰黯的海水和水里瞬间的闪光以及倒影向上看去，这里是多么宁静啊——假如没有惠特克年鉴——假如没有尊卑序列表!”
越来越深入了，现实是怎样的呢？“我”清醒地认识到：“谁又能对惠特克的尊卑序列表妄加非议呢？排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后面的是大法官，而大法官后面又是约克大主教。每一个人都必须排在某人的后面，这是惠特克的哲学。最要紧的是知道谁该排在谁的后面。”
“大自然忠告你说，不要为此感到恼怒，而要从中得到安慰；假如你无法得到安慰，假如你一定要破坏这一小时的平静，那就去想想墙上的斑点吧。”这就是现实。而“我”除了“想想墙上的斑点”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如是，斑点就不仅仅是斑点了，而是一个类似于“避难所”的地方，与潦倒者借酒消愁的道理一样，这是“一种令人心满意足的现实感”。“现在我越加仔细地看着它，就越发觉得好似在大海中抓住了一块木板”。“这里，是一件具体的东西，是一件真实的东西”。它能把叙述者脑际里的那位大主教和那位大法官统统逐入虚无的幻境。而且，我们人类半夜从一场噩梦中惊醒，也会急忙扭亮电灯，静静地躺一会儿，赞赏着衣柜，赞赏着实在的物体，赞赏着现实，赞赏着身外的世界。可见，斑点作为物件，作为具体的东西，作为身外的世界，它能代表着一种现实感，带给人安慰，平静人的不愉快的思想。接着，叙述者又从赞赏衣柜，联想到木头，并认为“木头是一件值得加以思索的愉快的事物”。
然而，这种幸福的联想很快就被“大动荡”打断了，“我想到什么地方啦?是怎么样想到这里的呢?一棵树?一条河?丘陵草原地带?惠特克年鉴?盛开水仙花的原野?我什么也记不起来啦。一切在转动、在下沉、在滑开去、在消失……事物陷进了大动荡之中。”
为什么？且看小说最后的结局：
“我要出去买份报纸。”
“是吗?”
“不过买报纸也没有什么意思……什么新闻都没有。该死的战争，让这次战争见鬼去吧!……然而不论怎么说，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让一只蜗牛趴在墙壁上。”
哦，墙上的斑点!那是一只蜗牛。
墙上本来没有斑点，只是一只蜗牛。故而以上所有的联想，其根基就不复存在。
这篇小说是从“无”写起的，“斑点”本来就不存在，“钉子留下的痕迹”、“ 暗黑色的圆形物体”、“ 一个起伏的小小的古冢”、“ 一枚钉到墙里已有两百年的巨大的旧钉子的钉头”、“一种令人心满意足的现实感”等等，这些都是“有”，是从“斑点”中生发出来的，最后，墙上的斑点居然是一只蜗牛，一切烟消云散。在这种“有无相生”的过程中，作者建起一个又一个房间，房间由一扇扇门相连，沟通着彼此，可房子们质地如沙，不一会儿，风吹来，也就散了。
《墙上的斑点》这篇小说的魅力就在此，而写作的秘密也正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