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淡水泉
坐在家里不大的书房。满眼都是书，不仅仅是财金的，还有文史的，甚至还有不少美食的，随便翻翻，都有自己读过的痕迹，但印象深的却不多。想了几遍，还是想不出几本来，便有点失落，不经意间便想起少年时读书的往事，记忆竟那么深刻，以至于深刻得让今天的自己很是羞愧了。
记得刚上初中那会，我总喜欢去高桥巷的外婆家，原因是，高陞桥下新开了个出租图书的小店。我对零食不感兴趣，对书却情有独钟。那个时候家里的经济比较拮据，孩子是不可能有零花钱的，我就将家里存的粮票偷出来换书看，除了小人书，我记得租过的小说有《李自成》、《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格林童话》等。书一到手，便迫不及待地埋头进去。常常是一路盯着书走回家，好在当年路上车辆稀少，倒也没出过什么意外。
粮票毕竟是有限的，好不容易租到一本好书，都得在较短时间内归还，我只能等家人都睡着了，才拿起手电筒躲在被单里偷偷地看。有时夜里两三点钟，母亲过来检查我被单盖没盖好，听到声响，吓得我赶紧关掉手电筒，把书藏在身子下面，装着睡熟的样子，才躲过一通责难。那时连续看几夜的书也不知疲倦，时常被书中的情节吸引，欲罢不能，恨不得一口气读完，看得动情处也会感动得泪流满面。虽然觉得很充实、很愉悦，但总归是不够过瘾，不够解渴。因为仅靠这些书，是远远填不满，如饥似渴般求知的心。
可惜这样的日子也不长久，几个月后就被母亲发现断了粮源。于是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些书来读，便成为我生活的主要内容。
好在很快我就想到了新的办法，只等着寒假的到来。那时男孩子们流行玩弹玻璃珠，打弹壳，斗烟壳的游戏。书摊旁的小食杂店里也有卖这些小玩意儿的，品相好的还可以低价回收。捱到放假，每天父母一上班，我也趁机溜出门。走一个小时的路，到华侨大厦的大院里捡烟壳，当年华侨大厦可是福州最高级的场所，捡到的烟壳多是中华、牡丹、人参、三五等当年的顶级好牌。完事再赶到七里外的金鸡山部队靶场寻子弹壳。1980年的金鸡山到处都是坟地，上午十点多太阳高照了，我才敢大胆地在草丛中寻找残留的弹壳。偶尔几次运气好，碰到民兵打靶，跟着后面打扫战场，那真是收获满满。好在下午要去摸玻璃珠子的地方，就在家附近，来得及回家做晚饭。穿过福州茶厂对面的一片菜地，便是新华印刷厂的后墙，那儿有个用铁栅栏围着的排水沟，每天下午2点多到3点，随着白浊的泥水总会排出好几十个上好玻璃珠子。这是我来这地方拨兔草时，无意中发现的一个秘密。但至今我也不明白印刷厂里用玻璃珠做什么？就这样一个寒假，靠卖烟壳、弹壳和玻璃珠子，我足足赚了二十元钱，相当于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当第一次用这笔钱，从东街口新华书店捧回渴望已久的《铁道游击队》和《敌后武工队》这二本散发着淡淡的墨香的长篇小说时，我是爱不释手，兴奋了整整一天。后面又陆续购买了《东周列国志》、《说唐》、《第二次握手》、《牛虻》等几本小说。特别是《第二次握手》，曾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最流行的手抄本代表作，当时这样的手抄书，都是私下里在可信赖的朋友间传阅。也有个别的文学青年，会以最快的速度手抄下来，再假以时日，细细品读。1979年作者张扬平反后，才公开发行了第一版。为买这本书，我在雨中排了足足半天的队。这些书，也成了我除小人书外的第一批藏书。
少年时的我执拗地认为，为满足生存需求要读的书和为满足精神需求想读的书是两回事。对我而言，没有比读书更好的娱乐。因为书，给我开启了一个充满自由的梦幻世界；为我铺设了一架探索文学之路的理想阶梯；让我的青葱岁月闪烁着点点光明。每次当我沉浸在书中的时候，我都能明显地感觉到一种精神的舒放和洗礼。所有的烦恼和不快似乎都了无踪迹，只剩下一颗平和恬静的心在字里行间真诚地跳动，渐渐超乎尘世，飞越万水千山。
那时一本四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两三天就能读完了。仅有的几本书很快就看完了，有的甚至看了三遍。要读书，似乎只有借。我向所有攀得上关系的同学借书，如果他们并非书的主人，我就怂恿他们将其父母、哥哥姐姐的书取出或盗出。向人借书，也得有点资本，手上有货，才可互通有无。这时我拥有的几部书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比之于我的胃口，以书易书的资本还是少了些，只好辅以借鸡生蛋之法，比如甲借一书于我，约定以三天期限，我一天快速看完，便拿去与乙做交易，令其两日归还，如此买空卖空，委实读了不少书，只是借来借去，环环相扣，失控自是难免。不止一次，时限已到，书却“君问归期未有期”，结果往往闹得不愉快，甚至因此吃过同学的拳头。更不幸的是有的书，因我上课时还沉迷其中，而牺牲于老师之手。最后只能用自己的书赔偿了事。既便如此，我还是欲罢不能，屡抓屡犯。
借来的书五花八门，从《智取威虎山》到《三侠五义》，从《儒林外史》到《赤脚医生》，从香港的《读者文摘》到台湾的《文史研究》。我还清楚记得，借到的第一本书是福州军区的宣传册《海岛女民兵》，但即使是这样的书，也比课本有趣得多，所以也如获至宝，读得津津有味。
现在想来，当时那些我不是很喜欢读的杂书，对我日后的帮助很大。被动地读一些兴趣之外的好书，其实是一种引领和开阔。人不仅要读自己有兴趣的，也要读一些自己没兴趣的，甚至要读一些自己不知道有没有兴趣的书，因为人的一生都是在寻找或者说成长当中。
随着家里一个新邻居的到来，我的精神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他叫李北中，是老牌的知青，上山下乡插过队。回城后在钢管厂当工人，三十出头了还没结婚，个子不高，总穿着洗得泛白的工装，平日里少言寡语，却拉得一手漂亮的二胡，口琴也吹的极好。因为两家是旧识，我和妹妹都叫他叔。母亲知道他的为人，还热心地帮他介绍过对象。
我本不会与北中叔有交集，但我母亲说他是老三届，书读得好，让我学习上有不懂的可以去请教他。北中叔的房间陈设简单：一张欧式的黄铜大床，据说是他过世的国民党将军父亲留下的，兰草席上，一床被子叠得棱角分明。靠墙是个湘妃竹的书架，侧面挂着他的二胡。窗户前的桌上还摆放着二个浸泡着玉兰花的玻璃瓶。来对了！看着书架上满满的三层书，我心里高兴得无以言表。来求教数学习题的事早已抛到了脑后。
当我鼓起勇气提出借书要求时，许是我母亲请北中叔帮我辅导功课时，曾告诉他，我学习不好的主要原因，就是整天看闲书的缘故，北中叔就没有同意。无奈之下，我高举右手，紧握拳头，向他郑重其事地做出了向华主席保证，上课和作业未完成时绝对不看，有借有还的诅咒发誓。大概看我实在是痴迷，北中叔才松口允许我一次借一本书，看完之后必须奉还。得到许可，我忙扑到书架前仔细挑选，上面的第一层排列着全是精装的书，有印着烫金的字的《毛泽东选集》，有红色塑料皮的《资本论》，有黑色硬壳的《战争与和平》，还有《中国史学纲要》和《古文观止》等，我觉得自己看不懂这些书，先不借。下面的两层多是些中外小说，大约有五六十本。有的我读过，有的没读过。
那一个夏天，太阳总是爬得很慢很慢，阳光透过树叶温柔地洒在身上。还有小鸟和鸣蝉在枝头叫着，它们的鸣声是那么动听，就像在开一场音乐会。在它们的伴奏下，我先后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聊斋志异》、《基度山伯爵》、《三个火枪手》、《汤姆叔叔的小屋》、《鲁滨逊漂流记》等，从北中叔书架上找到的，所有能看懂的书。其中一本刚刚出版的，日本作家菊池宽的长篇小说《新珠》，粉色的封面上印着三位身穿和服，秀美的女子，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描写青年男女感情生活的文学作品。为了它，我装病逃学了一天，躺在床上连午饭都忘了吃，捧着书几乎是一字不漏地读完。
由于爱书的缘故，还和北中叔成了忘年之交。在没有人关注我想什么的时候，是他给予我的思想最积极和最尊重的回应，在我为别人对我作为的看法而纠结时，他告诉我，没有人比你更在乎你自己。我一下子就清醒了。有这样的朋友是一件幸事，这便又是借书带给我的好处了。
偶然一次，我去他家听他拉二胡时，发现桌上放着一本工作手册。随手翻阅了几页，立刻被手册中清新飘逸的文字，和充满悬念的惊险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拿在手上实在舍不得松手。北中叔告诉我，那是他文革期间下乡插队时手抄的，书名叫《一双绣花鞋》。那时候，书是奢侈品。想要读一本书，需要花费比读书更多的时间去找书、等书，因为每本书后面都排着长长的队。那时候的书不敢放在书柜里的，因为有可能被举报没收。那时候被列为禁书的文学作品，只能靠手抄在地下流通。那时候无论白天农田劳作多累，书也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借着昏暗的煤油灯悄悄地读。尽管如此，在那几年艰苦的知青生涯中他也想方设法读了好几百本书。还抄了近十本书，书里面的很多细节至今都还记得。
我和他软磨了很久，好话歹话说了半天，他才勉强同意，将这饱含着一代人青春记忆的手抄本借给我。后来我还读过他手抄的一本带有现代启蒙色彩的作品《晚霞消失的时候》。隔着岁月的长河和微微泛黄的纸张，我依然清晰地看到一个孜孜以求的青年，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的身影。
这样的读书经历，也算是磋砣坎坷。可奇的是每说到书，最易记起的就是这些，或许忆苦思甜是每个人都容易产生的冲动吧？只是在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却未能遍读好书，未免是人生一大憾事。
仰望星空，往事如烟，有许多往事都已随风而逝，唯有少年时读书的往事经常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想起当年的手抄书，便有一种致青春式的重温儿时旧梦的感动。
如今阅读早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当走进静谧温馨的书店，看着浩如烟海的书籍，嗅着清幽淡雅的书香。置身其间，就感觉从心底里涌出的幸福，溢满身体里每一个细胞。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贫瘠，想起当年的手抄书。反差之大，真可谓是天壤之别。现在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自己想看的书，再也不会经历当年的窘迫和无奈，当然，也就无法体验到那种特有的神秘和亢奋。
佛说，一花一世界。我说，一书一世界。想象着无论是在清幽的早晨还是在寂寞的黄昏，一个人与书相伴，该是一件多么美的事。其实，读书的境界就在人心的宁静，心静了，书就有了魂，有了魂的书，伴着我们，前面的路便不会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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