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新婚燕尔

        我和曼丽经过两年多两地鸿雁传书和爱情“马拉松”长跑，已经着手谈婚论嫁了。1980年10月国庆节假期，曼丽休假来到随州，我们拿着双方单位开出的介绍信，到随州街道办事处办理了结婚登记，在法律上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正巧车队派我到江岸机务段去驻点，组织乘务人员学习，我又带着曼丽来到江岸铁路公寓住下来。平时在公寓组织休班的乘务人员学习时事新闻，讲评安全行车等方面的事项，也帮进库的乘务司机擦擦车。偶有空闲就到武汉江汉路上去逛一逛，开始采购结婚用品。

       那时候是物资紧缺的时代，很多紧俏商品光有钞票是买不到东西的，还要形形色色的“公分券”，现代人听起来好像是《聊斋志异》鬼故事，在80年代武汉却是司空见惯。不过也有一些出口转内销商品和特价商品是不要票证的。一天我们在武汉市商场购买了一床淡红色腈纶毛巾被后，发现有人拿着非常好看的拉舍尔绒毯礼包在街上行走，鲜红颜色上绘有富贵牡丹凤凰图案夺人眼球，我们赶紧追上去一问，是汉口六渡桥商场正在出售。机不可失，我们又乘公交车来到江汉路六渡桥商场，只见很多人在疯狂抢购，好不容易挤进去递进钞票给售货员购买了一床，欢天喜地夺路挤出人群，来到武汉老字号店铺“蔡林记”，买了两份热干面果腹。吃完后觉得两眼发沉，就趴在桌子上打了个盹儿，醒来后把随身带的钞票清点，好像少了十几块钱，当时这可不是小数字。

       两人一盘算是在六渡桥百货商场买完绒毯后，售货员没有给我们找回余款。当时人多手杂，时间过了这么久，手上又没有发票和售货单之类凭证，钱能要回来吗？我们抱着试一试撞大运的想法，又乘车来到六渡桥百货商场，把经过与售货员说明了，又拿出买的毛毯为证。售货员说：“准备给你们找回零钱，但你们拿着东西就跑，喊也喊不应。”原来当时售货员是不收现款的，每个柜台都有个收银台，柜台与收银台有细铁丝相连，售货员售完商品后，填写售货单注明商品品名和价格，连同钞票一起，夹在细铁丝的夹子上，用力一掷，夹子就坐溜索一样滑到了收银台。收银员根据售货单所注明的品名和价格，在售货单上盖章确认，并把需要找回的余款再传回来。因为顾客购物的人多，来来往往是要花费点儿时间的。我们买到称心喜爱的东西拔腿就跑，连没有找回余款的事都忘记了。售货员在确认我们身份后，把余款一分不差退还给了我们。现在回忆起来还感动不已，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的思想单纯觉悟高，社会风气良好，从未有坑蒙拐骗一说。这就是例证。

                          1980年雷敬元和童曼丽在汉口“品芳”照相馆拍摄的结婚照

      春节临近，曼丽已经在单位办好调动申请，并到随州机务段休探亲假。居住十余天后，我也在单位请好婚假，连同春节假期，准备在家好好度一个蜜月。在随州的老乡师傅们纷纷送来结婚礼物，有的送花瓶，有的送搪瓷脸盆，有的送开水瓶，我的司机长谭周全与爱人送的是一床红彤彤的提花毛巾被。我俩把这些东西打包捆扎好，乘火车来到汉口，首先在一家知名理发店为曼丽烫了头发，然后来到武汉最著名的影楼“品芳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再到汉口中心百货商场选购结婚用的糖果等物品，用一只大纸箱满满装了一箱，两人连拽带抬搭乘武昌至蒲圻的火车。我们半夜11：40才到蒲圻站，一下火车出站，眼前茫茫大雪，银装素裹，北风呼啸，我用粗麻绳把大纸箱捆扎成一个大背包，背在身上与曼丽互相搀扶，跌跌撞撞走回了家。命运似乎在暗示我们，婚后的生活不会是风和日丽，注定要经历风霜雨雪的考验，我们要相互扶持，不怕困难，坚持前行，永不放弃，才能到达幸福的彼岸。

        当时学校住房很紧张，家里也没有多余房间。幸好曼丽大姐童颖丽老师到浙江探亲，她把半间住房腾出来借给我们作结婚新房。我和曼丽又忙着清理房间，打扫卫生，粉刷墙壁，忙得不亦乐。一套家具还是白坯子，因眼前正值寒冬，家具要等到明年春暖花开时节才能做油漆。我们只好急中生智，用大红纸糊住表面，然后在床后墙壁上挂上谭师傅送的大红毯子，这样一装扮倒显出几分喜庆气氛。腊月二十八那天，父亲在家主厨，并请学校食堂李师傅帮忙，中午张罗了一桌酒席，请家中全体成员包括老奶奶都参加了，点燃一串鞭炮庆祝我与曼丽正式成亲。晚上雷勃与几个铁哥儿们骆明星、李亚敬等帮助分发糖果，燃放烟花闹腾得很热闹。学校老师也都送来脸盆、暖水瓶、水壶等礼物来庆贺。等亲友陆续散去，夜深人静之际，在红绡帐内，摇曳的烛光照着曼丽俏丽的脸蛋更加红扑扑娇媚动人，我紧紧搂抱着新婚的妻子，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像梦境一般。三年间我们过着天各一方，两地传书，日夜相思的生活，今天有情人终成眷属，命运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什么力量也不能再把我们分开。

         新婚后，我和曼丽又来到她工作的单位嘉鱼棉纺厂卫生所，给同事们分发喜糖，办理各项调动手续。随后又来到新单位蒲纺总厂纺织厂报到，纺织厂劳动人事科向科长接待我们，向科长是上海人，穿着一袭对襟盘扣中式服装，身材修长精干，举手投足之间透出一股威严。他问了一些情况后，与负责人事调配的干事特别交代，童曼丽调卫生科是瞿厂长特别交代的（瞿宝祥是纺织厂副厂长，是西安军工厂支援三线建设调过来的老军工，分管生产劳资人事工作，其儿子曾在蒲一中读书，考取武汉纺织学院，与父亲有较好的私人关系）。来到纺织厂卫生科后，接待的王科长叫王福顺，是一位“三八式”的老干部，待人十分和善，副科长姓许名浩，是北京人，是一位帅哥，长得非常白皙俊朗；还有一位副科长姓周，是一位中年妇女，身材已微微发福，也是北京人。卫生科不管是医师还是护士，个个俏丽洋气，真是美女如云。王科长对曼丽说：你先到治疗室去工作。曼丽一听就急了，原说好是去药房工作的，怎么一下子就变卦了呢？连说自己打针手出汗干不了。王科长还是笑眯眯地说，你还是先去干一些时候再调整。上班后不久，曼丽就如愿调整到西药房上班，同事一个叫葛艳萍，北京人；一个叫张树良，武汉人，都很年轻漂亮。还一位年龄偏大姓陈老家是河南，我们都称呼她叫陈司药，负责中成药管理。上班时间规定轮流倒早中班发药。曼丽住进了机关单人宿舍（俗称干部楼），我俩婚后新生活的第一页就这样揭开了。

                                           左起葛艳平、张树良（中）、童曼丽（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