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和对中国的世界史学的思考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修订版书评
从人类的起源到文明的诞生,从辉煌的帝国到民主共和国,从石器时代到电气时代,人类过去的一切通通被本书一幕幕展现给读者,犹如在历史这片汪洋恣意的大海中泛舟,感受着人类的波澜壮阔和风起云涌。
一
历史是严肃的,这也就意味着,阅读历史类的书籍,特别是通史类的大部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然而本书相较于其它通史著作,还是引人入胜的。本书在叙述历史时,始终带着强烈的现实感,让人们可以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自由地穿梭。例如,在描写伊斯兰教的兴起时,在其传播到印度后,影响了后来的突厥入侵者,入侵者以“伊斯兰教的信条为基础:对神作任何肉眼可见的描画,都是有罪的[if !supportFootnotes][i][endif]”,热衷于改变异教徒的信仰——使其成为穆斯林。这样,伊斯兰教社会和以种姓制度为核心的印度教社会的冲突就无可避免,开始了长达数千年之久并且至今仍在继续的斗争。这样,我们就自然地想到了印巴冲突。这就是本书的魅力之一,从过去联系到现实,并寄希望于将来。可以说,本书的现实感在于,让读者对人类这个物种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古往今来有了基本的了解,对人类未来的命运会有自己的判断。即便我们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仍然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从我们的祖先身上得到教训。例如“大约3000年前秘鲁山区农民发明的培高田地农业技术[if !supportFootnotes][ii][endif]”和“承认苋属植物为‘未来的谷物’[if !supportFootnotes][iii][endif]”。这种强烈深刻并且能够让人们产生共鸣的现实感,恰好是当今世界应对挑战与风险的一种有效的思维方式。换言之,凡一部好的历史著作,必可以把握时代的脉搏,阐述时代的任务,于是回顾过去,试图从历史中获得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办法和灵感。
《全球通史》的非比寻常,还在于它是全球史观的代表作。全球史观的基本观点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斯塔夫里阿诺斯主张“月球立场”和“非国家叙事单位”,公正地评价各民族的贡献。在全球史观的基础上,斯塔夫里阿诺斯对世界历史分期做了新的划分,即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这种分期法无疑是对西方中心论(亦称“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巨大挑战。各个地区进入近代化以及完成现代化的时间都是有相差的,因此,在讲述世界历史时,自然不可以用西方或者说欧洲的“三分法”历史分期(古代——中世纪——近(现)代)来代替整个世界的历史分期。【尤其是“中世纪”乃是欧洲独有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以为,在这一时期,欧洲虽然处于教会的统治下,但是并没有出现一个持久的、稳定的、强有力的、大一统的帝国,反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这样动荡的政治环境,正是适合新思想迅速萌发的土壤。此外,来自亚洲的新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为欧洲完成了农业革命,行会的出现和“市镇运动”的发展也让部分城市成为了“自由城市”,这样,市民阶层就得以发展壮大了,并且,伴随着庄园经济的崩溃,商业和手工业蒸蒸日上。直至公元1500年前后,属于欧洲的时代开启了。对比一下欧亚大陆的其它地区,就不难发现,其余诸大一统帝国统治下的区域虽然稳定而持久,但是,这种稳定和持久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的变革,使得这些地区逐渐被欧洲追上并赶超了。所以说,“中世纪”是欧洲独有的历史时期。】加之20世纪以来欧洲的衰落,这种分期法对于世界历史来说,就显得更无必要和根据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新的分期法让我们不再受“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巨大的时间差”的困扰,让我们更加注重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即世界各地区间逐渐加强的联系。我们的眼界不再像百年前一样局限于自身,而是向着全世界看去。我们的思维就像是全球物流,不停地在世界各地穿梭,影响着人类的发展与变化。
《全球通史》在历史哲学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在每一编之后,作者都有一篇“历史对今天的启示”。作者在对“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的辩证分析中,承认“文明的到来对人类的平等来说是一种倒退”,但“按历史观点看,尽管出现了所有这些不公平和剥削,但历史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if !supportFootnotes][iv][endif]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文明的性质取决于人们对待它的态度和应用它的方式及领域。这种对历史的哲学思考,既能够阐明作者自身的观点,又能够启发读者的独立思考。【以我个人为例,在读到对文明的辩证思考时。我的确可以清清楚楚地感受到权力、金钱、声望、知识等属于文明的产物带来的不平等。文明将人类划分成不同的圈层,穷人大多仇视富人,白丁大多敬畏学者,下属大多惧怕上级,这样,占有极少社会资源的多数人和占有极多社会资源的少数人的矛盾就变得再正常不过了。因此,仅仅从平等来说,文明是多数人的诅咒,是少数人的福音。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不必像先祖一样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文明带来了物质上的发达和丰富,尽管仍然存在着少数人和多数人的不平等,却实实在在地使人类社会前进了。总之,文明是可以叫作“福音“的,只是有一个前提——克制少数人的贪婪,使多数人保持理智。】全书的语言基调平静而不失大家风范,循序渐进地将自己的观点和意识呈现出来,让读者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渴求——对历史的思考,对现实的判断。当然了,这种思考也是常读常新的,对世界历史思维也具有启发的意义。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表现出来的责任意识也是值得学习的。他在正文之前的《致读者》中写道:“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新世界需要新史学。[if !supportFootnotes][v][endif]”每一部历史学的作品都承载着它的责任。如钱穆的《国史大纲》,是为了为中华民族保留些火种,“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与前途之所托命[if !supportFootnotes][vi][endif]”【书成于1939年,其时国内普遍悲观,在这样的情形下,一部为时代所急需的国史著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故谓之“火种”】那么,在世界格局剧烈变动的背景下,世界历史也需要突破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的限制,需要一种符合时代和世界发展的新的历史观。正如其在《致读者》中所说的20世纪末以来现代科技的破坏性的一面——可能出现的核危机和环境危机的双重威胁。[if !supportFootnotes][vii][endif]《全球通史》正是承担着这样一种责任,诞生了。
二
当然,同其它所有的作品一样,《全球通史》也存在着一些瑕疵。
作者的中心思想是全球史观,这就使他虽然在世界的整体性和人类的统一性的宏观历史方面把握得很好,但对于诸地区和时代的微观历史的叙述,却有些偏差。例如,在对汉帝国的论述中,他写道:“在中国,汉帝国最终于公元222年屈服于突厥——蒙古入侵者,接着,出现了三个独立的王国……从此,中国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if !supportFootnotes][viii][endif]从他的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他草率地将汉末三国的局面和中国古代南北分裂的开端归结于突厥——蒙古的入侵。在关于欧亚大陆古典文明的叙述中,他也割裂了中原王朝文明同中国上古神话之间的联系【他将商朝文明叙述为“掌握了中东文明的种植小麦、冶铸青铜武器和制造马拉战车的技术的入侵者,征服了中国北部的村落,并建立了一个叫‘商’的文明,随后被中华文明同化了”[if !supportFootnotes][ix][endif],丝毫没有顾及夏朝及其以前时代的中国历史,也没有说明“中华文明”是什么,而简单地将中国古典文明叙述为中东文明的传播和扩散的结果。他这种关于中国古典文明源起的“胡言乱语”和对“中华文明”的概念仅以“非常具有同化力”一词来描述是我无法忍受的,尽管他是为了将中国文明纳入全球史的进程,但这种如此“肆无忌惮”地、选择性地拼凑欧亚大陆诸文明的起源和交流融合的做法,显然是荒谬的。】事实上,他所认定的欧亚大陆古典文明的中心只有中东,这对于同时代其它地区的文明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
作者是批判西方中心论的,他的全球史观也是以这一点为基底的,但是,在他的笔下,尤其是在下半册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于现代文明的赞歌。而在他的言语中,公元1500年以后的世界的动力之源就是西方,是欧洲的三大革命(即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使世界历史得以继续向前,并孕育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造就了现代文明。纵观他对于现代文明源起的论述,不难发现这实质上只是一场西方的独角戏(在他的描写中是这样的),而诸东方国家对于欧洲三大革命的贡献和影响和现代文明中存在着的东方元素,也被他视而不见,或者说,他将现代文明解读为纯粹的西方文明,而没有感受到现代文明本身就具有的吸引力和适应性,以至于在整本书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对“现代文明”概念的明确的、精准的描写(就如同上文的“中华文明”一般)。站在这一点来看,斯塔夫里阿诺斯虽然极力主张和努力突破西方中心论的限制,但他本人似乎仍然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在《全球通史》被解剖之后,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具“西方中心论”的骨骼。【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全球史观和打破西方中心论来说,《全球通史》的确是一次伟大的尝试。】[if !supportFootnotes][x][endif]
三
读完《全球通史》之后,我对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的未来也有一些粗浅的思考。为什么要说是“中国的世界史学”呢?因为,即使是《全球通史》这样的经典和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的史学巨擎也未能突破其自身价值观的局限,那么,我们不妨在把握住世界历史本质内涵的基础上,用我们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去写一部属于“中国的世界史”。在民族国家仍然存在并将长期存在、意识形态与价值标准多元化的时代里,一部能够真正完全客观公正地评价一切时代和地区对历史的贡献的著作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不如退而求其次,为自己民族国家之前途与命运写一部世界史。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研究世界历史时,虽然可以借鉴全球史观,但也还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主【我以为,文史类的学术研究,应当坚守其政治立场,方能有所作为】。《全球通史》虽然不失为经典,但它更注重各人类群体之间的联系,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各群体内部的发展动因【这一点既是它的亮点,也是它的缺陷】,而这种内部动因,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事实上,在价值标准方面,中西史学也有诸大的差异。在中国史学中,一个人的道德评价、一个民族的精神建树是占有很大的比重的。西方史学虽然也有对思想文化成就的记载,但只是寥寥几笔,相比之下更注重物质上的发展。然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应是不分轻重的【犹如工业革命与社会革命一般,理应同步进行,同等重要,而不能彼此脱节,致使社会混乱】。在未来的世界历史编撰中,中国史学家也要警惕像西方一样,陷入一元的物质进步论中。
其实,无论中国的世界历史向什么方向发展,都需要把握世界历史的本质内涵,即对人类命运的一致性的探求和揭示。未来中国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可以在这种探求和揭示的基础上,将中国史学重视精神文明的传统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if !supportFootnotes][xi][endif]”的理想加入价值标准。抹去一些世界历史中浓厚的西方色彩,让世界历史多元化,对于世界的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
四
最后,我想说一下对于阅读《全球通史》的建议。
首先是读者应该有一定的世界史基础。因为这本书是对打破“西方中心论”的一次伟大尝试,所以它更多的是在展示一种革新和决心,对于世界历史的贯通,反在其后了。因此,对于纯粹“门外汉”一类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能并非首选。其次,就是史料准确性的问题了(上文已有例证),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死记硬背书中有待考证(或已被证伪)的史料,却无视这本书在全球史观上展现出来的开创性的视野和思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不过我们在阅读《全球通史》时,大可不必为史料的真实性而苦恼,因为我们需要学习的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历史思维(即“编撰”历史),而不是一堆毫无生气可言的史料(即“编纂”历史)。
历史深邃而伟大,谨以拙文,聊表敬意。
部分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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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Footnotes][i][endif]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上册第226到2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if !supportFootnotes][ii][endif]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上册第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if !supportFootnotes][iii][endif]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上册第3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if !supportFootnotes][iv][endif]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上册第19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if !supportFootnotes][v][endif]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上册《致读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if !supportFootnotes][vi][endif]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引论》第34页,商务印书馆,原文为繁体中文。
[if !supportFootnotes][vii][endif] 详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上册《致读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if !supportFootnotes][viii][endif]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上册第1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if !supportFootnotes][ix][endif] 详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上册第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if !supportFootnotes][x][endif] 本自然段详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下册第七编《西方占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if !supportFootnotes][xi][endif] 司马迁《报任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