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对生活做出自己结论的方式就像小学生一样，他们抄袭算术课本里的答案以欺骗老师，而没有心思自己算出得数。
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走这条道口——跨过叹息之桥走进永恒。
正是细微的捉弄令生活痛苦异常。我乐意盯着怒狂的狂风，热血沸腾，奋力前行；但是只要一阵和风将一粒纤尘吹进我的眼睛，就足以令我烦恼，竟至于裹足不前了。
我宁可和传播家丑的老妇交谈；其次是精神病人，最后才是理智非常健全的人。
人人都在报复这个世界。我的报复则是把痛苦和烦恼深深地压在心底，让我的笑声愉悦所有的人。如果我看到有人陷于痛苦之中，我就会向他表示同情，尽力劝慰他，静静地听他倾诉，直到他相信我倒是走运的。倘若我直到死去的那天能够一直如此，就算已经报复了这个世界。
人们几乎从未运用过已经拥有的自由，比如思想自由；相反倒是要求什么言论自由。
从我幼年时代起，一根悲哀的刺便已扎在我的心头。只要它还在那里，我便是一个讽刺家——只要它一去掉，我便会死。
如今，隐居的惟一用途就是把它当作一种惩罚，就像入狱一样，这对于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可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一个警世的格言。
在那些年代里，尽管世俗的唯物主义一如既往，但是人们相信在修道院里的隐居生活，换言之，隐居总是备受尊敬的，被奉为永恒的命运——而今则被当作一种祸种，讨人嫌恶，仅仅是对犯罪的惩罚。时代与时代之间何啻天壤！呜呼，这是怎样的一种无常的变化。
清除、果断而不带感情色彩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给行动带来便利。但是人们在这一点上却是千差万别，就像鸟的起飞。有些鸟儿轻盈地飞离它们栖息的枝头，转瞬之间便直冲云天。有的鸟（那些笨重、呆滞的——比如说乌鸦吧）临到起飞的时候总是手忙脚乱。它们先是抬起一只爪子，另一只却抓住树枝不放，自然不见它飞起来。它们又鼓动翅膀，可是爪子却紧紧地粘住树枝；这样子，它们飞离枝头就与面团一样挂在上面没有什么两样——最后它们总算想方设法找准方向飞了起来。
同样，促使人们又理解到行动的动机也是千差万别的。一个心理学家倘若注意观察并且细致描述各种非正常动机，在他毕生的工作中就会发现，这种情形不胜枚举。对于大多数人的生活而言，所谓的动机无非是并且仍将是纯粹感性存在的虚妄的冲动或假想。为数不多的人真正理解了他们应当做什么——可是他们在此便掉头。
蒙田在某处说过，就他所知，惟有人是一种其价值由加在他头上的东西所决定的（头衔、所在环境以及诸如此类的）的生物。毕竟，人们不会想到，马是由它背上的马鞍决定其价值的，而狗是由它脖子上的项圈决定其价值的。
对比
上帝的话曾经一人之口说出（仅为一种口传），而后才形成了文字——如今，每一个胡说八道的人都能够把他的一肚皮的杂碎掏出来印它个数万份。
按照我们当代的思维方式，人们就会指望，上帝至少应该等到印刷术发明后再让自己诞生，在那之前时机尚未成熟，还得要搞到一二台高速印刷机才行。天哪，上帝的话流传于世的方式本身对人类是怎样的一种嘲讽！福音传播的质量每况愈下，而它传播的范围通过种种新的发明却更加广泛，这对人类有是怎样的一种嘲讽！
生与死
只有两类生命观，对应于人类的两重本性：动物和灵魂。
根据其中的一种，人的天职就是活着，享受生活，惟此为大。
另外一种观点是：生的意义只是死。
一个体系（如同一架公共马车）乃是一种允许每一个人随便搭乘的交通工具。
大多数体系制造者对于他们所建立的体系的关系宛如一个人营造了巨大的宫殿，自己却侧身在旁边一间小仓房里：他们并不居住在自己营造的系统结构里面。
理性时代的全部特点是：不是保留问题的原貌进而说不，而是篡改那个问题进而说是，我们总归能达成一致。
理性的虚伪就在于它无限的狡猾。无怪乎难以窥得其全貌。
人们终身忙碌，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个人绝少能够长成一颗心；另一方面，那些实际已经长出一颗心来的思想家、诗人或宗教徒却根本不能大众化，倒不是因为他们不善与人相处，而是因为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独自一人，潜心工作，要求他们保持某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追求关于其自身的知识。即使我们能够亮开嗓门，放声说出某种能够取悦每一个人的东西，即使它出乎某种宗教的本质，我也不会这样做的，因为非得大叫大嚷不可的东西本身就是某种宗教的鄙俗；相反，宗教的东西和轻言慢语的内心独白有关。
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在多久的时间里，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他能够甘于寂寞，而不在乎是否得到他人理解。
能够毕生忍受孤独的人，能够在孤独中决断永恒之意义的人，与稚童、与代表人类动物性的社会中的人相去最远。
灵魂的优越在于只看到个体。
我们人类大抵都是感性的，所以，只要人们聚拢在一起，印象立刻就改变了——我们看到某种抽象的东西、群体，而我们也就变成别的什么了。
然而在上帝面前，在无限的灵魂面前，那些曾经活着的和正在活着的千千万万人并不构成一个群体，他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的个体。
……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少数人往往比多数人更强大，因为少数人照例是由那些真正有观点的人所组成的，而多数人的力量只是一种假像，他们是由一些没有观点的乌合之众所组成的，到少数人占上风时就把他们的观点占为己有，于是那观点便成了多数人的观点，即由于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成了胡说八道，而真理则又一次转到另一批少数人那里去了。
没有人想要自讨苦吃：即成为一个个体；它需要付出努力才行。然而，政府机构得到的却都是个体的虚妄的替代品——一些人！让我们聚拢来成为一个集体吧，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做些什么。于是人类最严重的腐败在此地滋生了。
英雄史诗本质上同样也是不为每一代人所欢迎的。英雄史诗只和每一个个体有关，而每一个个体均能成为一个英雄。英雄主义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天才、艺术家、诗人、显要等等）无关，英雄主义乃是在“普通人”中间的学者。英雄主义意味着一种崇高的境界，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在其中变得崇高。
把苏格拉底称作天才是极其愚蠢的；假如他是天才，他是不会和“普通人”（即每一个人）发生关系的，而是置身其外；然而那样他就不是一只牛虻了。
一个实际已经体验，或正在体验着他的诸罪已得宽恕的人，也许会成为一个脱胎换骨的人。万物皆忘——然而他得到宽恕以后，不是像孩子那样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不，这人已将一种永恒性加在他的年轮里，他已成为一个有灵魂的人，一切自发性和先前的自私，对于世俗和他的自我的执著均已丧失。通俗地讲就是，他老了，特别的老，但从永恒的观点看他正当年少。
人类理解力的职责就在于清楚某些东西它是不能理解的，以及那不能理解的究竟是什么。人类理解力一般总是忙于试图理解，多多益善，但是，如果与此同时它也费尽心思去理解其自身，那么它不得不确立起一个悖论。悖论不是让步，而是一个范畴，一个本体论定义，表达一个存在着的，有理解能力的心灵和永恒真理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