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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学是一种记录，红楼梦为何不专于对美的阐发而成其著作？历史的春秋笔法，为何在生命和文化的承续里始终未行得通？红楼梦里的“悲”，是具有历史性质的，只坦承“美”和“好”的生活，难免走入虚相。
曹雪芹以新的智慧和勇气，借红楼梦这部著作重新创造了关于美的形式和内容，也极大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美的欣赏与惊奇，但若要站在生命情感的角度对历史生活中的人产生更为博大的关怀，仅仅专于对美的挖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美仅仅是我们现实创造活动的一部分，只允许“美 ”的生活，必然是不“真”和不现实的。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金氏去后，贾珍方过来坐下，问尤氏道：“今日他来，有什么说的事情么？”尤氏答道：“倒没说什么。一进来的时候，脸上倒像有些着了恼的气色似的，及说了半天话，又提起媳妇这病，他倒渐渐的气色平定了。你又叫让他吃饭，他听见媳妇这么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说了几句闲话儿就去了，倒没求什么事……
金氏对于贾府，既有姻亲关系，但更是一种依附关系。金氏要在这种关系里欲要讨个“公道”，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基于依附的生活权力结构即是以排斥他人的自我意识为构成的，所以尤氏在语言上的“旁敲侧击”，对于金氏是有效率的。
这种依附关系，在金荣母亲心里极清楚，在宝玉的小厮口眼里甚至以不堪的方式作着表达，“你那姑妈只会打旋磨子，给我们琏二奶奶跪着借当头。我眼里就看不起他那样的主子奶奶”。
可是往往，偏那依附关系里最切近的当事人，因着生存的切身尊严，便要把这端不稳的饭碗当真起来，误认自己也为权力的一话事代表了。
贾珍道：“先生何必过谦。就请先生进去看看儿妇，仰仗高明，以释下怀。”于是，贾蓉同了进去。到了贾蓉居室，见了秦氏，向贾蓉说道：“这就是尊夫人了？”贾蓉道：“正是。请先生坐下，让我把贱内的病症说一说再看脉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的意思，竟先看过脉再说的为是……
“请先生坐下，让我把贱内的病症说一说再看脉如何”，贾蓉这里的插入似乎有些突兀，因为在贯穿至秦氏丧事的家庭生活中，难得有过话语和行为上的主动，也不曾见以关心关怀为生活情感上的表露。曹雪芹对秦氏之死的来龙去脉，删改极多，我们自然难以具体揣测贾蓉的心态基础及其变化程度。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若说捉一“马脚”，贾蓉这里所显露出来的突兀，对于读者来说，是一些对秦病真相的欲盖弥彰；对于太医来说，则似乎是一番欲要回避真相的刻意引导了——秦病，在贾蓉那里更是一种心病。
旁边一个贴身服侍的婆子道：“何尝不是这样呢。真正先生说的如神，倒不用我们告诉了。如今我们家里现有好几位太医老爷瞧着呢，都不能的当真切的这么说。有一位说是喜，有一位说是病，这位说不相干，那位说怕冬至，总没有个准话儿。求老爷明白指示指示。”
若只从推测的角度来说，宁府自贾珍夫妇直到贾蓉，应对秦氏病由病根是最为清楚和了然的，按照贾府的地位和倚重，也不至于所求皆庸医。
我们可不可以说，这是因为宁府上下皆染了“权力”的病症而不自知呢？患此症的人失去了清醒的判断和行动，在生活里发着关于真情与假意来掺混的癔语，而那向来生存于此种气氛里的“现有好几位太医老爷”，又何尝没有对这癔语产生过几分心照般的迁顺呢？
……据我看这脉息：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聪明忒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此病是忧虑伤脾，肝木忒旺，经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大奶奶从前的行经的日子问一问，断不是常缩，必是常长的。是不是？
张太医对病源的诊断，显示着很多朴素的辩证光辉，这种朴素辩证的关辉在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借贾雨村阔论人物之口也显露过。当然了，这种辩证首先还是一种方法，不代表任何价值、精神和生命情感本身的所涉内容，但人却可以在这种方法所意欲揭示的生存框架里关照自己，以便给生活赋予一些更多、更丰富的视野。
几千年封建帝王家的生活，在形式上从未脱离由盛及衰的往复，他们并未在这朴素辩证的启示里寻求过新的力量上的突破、也并因此而获得过新的生命情感上的更迭，这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因为作为时代的人，这些谜已先于我们而在，而我们又是基于这样的谜而在历史的时光里意欲再次承担起新的个体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