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悉敌军动向后，刘邓立即在位于郓城以南郑家庄的指挥所内展开商讨。
邓小平注视着作战地图，然后分析道：“敌人想逼我们背水而战，把我们置于死地。在这一点上，我们决不学韩信——等别人把你置于死地，生死问题就由不得自己了。”
邓小平说：“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我们只能有一种选择……生存下去，让敌人去跳黄河！”
“打”只是一个战略意图，打得好打得坏，还得看具体战术运用及其临阵指挥。
于是他设计了“攻敌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术。
关于部队跃进大别山的军事行动，刘伯承仅仅在电话中说了一句：“我们上马了！”
对方立即领会了刘伯承的意思，随后请示道：“牌怎么打法？”
“打一张蛾牌。”刘伯承简明扼要地做了答复。
蛾牌是打牌时所用的牌语。蛾牌的一头为一点，另一头为三点，刘伯承说打一张蛾牌，要让西进兵团在陇海路北展开攻势，以四分之一也就是“一点”的兵力牵制敌军，以四分之三也就是“三点”的兵力寻机歼敌，以掩护南进的战略行动。
“情况就是这样”，一直凝神静听的刘伯承微微抬起头，很镇静地巡视了一下部属们焦急的面孔，然后才开口说道，“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赶上，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变了：“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随后又用手在地图上一划，“我们要采取进攻手段，从这里打开一条通路！”
船驶出去后，卢耀武看见刘伯承的黑影在船边一上一下地活动着，这让他感到奇怪，不明白首长到底在干什么。
突然，听到刘伯承大声喊道：“能架桥哇！我试了好多地方，河水都不大深哪！”
众人恍然大悟，这才知道刘伯承是在船边亲自用竹竿探测水的流速和深浅。
所谓“八卦图”就是一张兵要地志图。其要点是以指挥机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把周围一两百里地，也就是一两天行军路程内的各种情况，包括村镇、道路、河流、桥梁、渡口、关隘乃至于当地的民情、社情，都在调查清楚的基础上一一标绘上去。
粟裕敢于陈述自己的看法
有一点，粟裕不便明言，那就是华野千里跃进江南，其损失和后果可能会比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部队更为严重。
在当初打到外线的南线三军中，实力损耗最大的就是刘邓大军，华野、陈谢兵团虽然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因为他们仍是依托于解放区的半后方作战，不像刘邓大军那样完全没有后方，所以情况要好得多，特别是华野的兵力和战斗素质都还有所增强。
有鉴于此，粟裕上书直陈毛泽东，要求将华野留在中原地区继续作战，理由是“三个纵队渡江后，在转战过程中，预计会有5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三个至五个整编师”。
白崇禧早年就有“小诸葛”之誉，但他的能力主要集中在参谋这一块，独力指挥作战少有胜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心机太重，顾虑太多，决断力不强。
明明王凌云可以救，但他却畏惧刘伯承“吸打敌援”的固有战术，不敢拿出来救。
不盲目
如果说陈毅在报告中主要讲形势和政治，刘伯承则更侧重军事。
谈到指挥员必须学习时，他说，我们过去有这个教训，有的指挥员勇敢有余，智谋不足，打起仗来只会喊“冲啊”。
“往哪里冲？怎么个冲法？敌人在哪里？敌情都没摸清，乱冲一气要吃亏的。”
刘伯承对这种不讲战术的打法一向痛心疾首，“一个娃娃长到十七八岁不容易，在一冲主义下白白送了命，怎么对得起革命，对得起人民？”
看到有的干部平时一本书都不带在身边，刘伯承表示忧虑：“算命先生还带一本万年历，给人算八字一翻就知道。你不学习，你教下边什么？”
陈毅听后，插话道：“不仅教不了下边，互相之间也谈不拢。”
刘伯承接着说：“对！俗话说，两个秀才谈书，两个屠夫谈猪，双方都要有学问，不然啥子也谈不成。”
总是能用通俗的话把道理说明白
为配合华野作战，继大别山之后，中野又一次进行了分兵，刘伯承、邓子恢（时任中原军区副政委）、李达率一部分兵力留在豫西，陈毅和小平率主力北进。
刘伯承在一次讲话中，用形象生动的方式进一步说明了这么做的战略意义：“粟裕在东边夹住敌人的额，我同子恢、李达在这里揪住敌人的尾巴，陈毅和小平同志上去截住敌人的腰，置敌人于死地。”
胡琏在与解放军作战的过程中，研究和总结出了一套叫作“核心机动”的战法，其做法是以某一战略点为核心，构筑坚固工事，囤积粮弹，然后把触角远远伸出去，同解放军保持接触，一旦瞄准目标，再抱起拳头打下去。
解放军如果因此被击退，胡琏会率部继续前进，但前进时仍然会抢先占领有利地形，以作为新的核心。如此逐次跃进，稳扎稳打。
刘伯承指挥作战深合孙子兵法，其基本要义之一，就是“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或者可以表述为“攻其所必趋，趋其所必救”。
蒋介石和南京国防部不明就里，结果往往就傻乎乎地指挥调度着前线各部队往刘伯承的圈套里钻
。
有的兵团将领这样批评黄维：“色厉而内荏，志大而智小；严峻而寡恩，暴戾而恣睢；兵虽众而辟画不明，将骄横而计出不用。”
虽然并不完全是事实，但也多少道出了黄维指挥用兵上的不足。
野司的刘、陈、邓三人之中，刘伯承、陈毅的年纪较大，因此一般情况下多是由邓小平值夜班，掌握攻歼作战的情况。
邓小平平时异常严肃，不苟言笑。
他曾经解释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脾气、秉性，他生来就这个性格，大家跟他在一起时不必过于拘束。
尽管他这么说，作战室的参谋们免不了还是有些拘谨。
刘伯承指挥作战，向以“胆大包天，足智多谋”著称于世，有时大马金刀，纵横驰骋，有时又心细如发，每一步都环环紧扣
从淮海战役一开始，就有了基本部队为杂牌的何基沣、张克侠发动起义，要不然黄百韬兵团也不会那么快就覆灭。
有人为此惊呼：“将来所有的杂牌军都靠不住，同杂牌军在一起作战太可怕了！”
甚至，潜伏于黄维兵团内部的地下党并不只限于廖运周以及他在一一〇师建立的地下党组织。
黄维兵团在其北进过程中，无线电台与徐州一直联系不上，与南京的联络也是时断时续，黄维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才搞清楚，原来兵团司令部的电台台长竟然也是地下党！
王近山曾预想过的意外也发生了——一一〇师后卫团拒不执行廖运周的起义命令，在接近解放军阵地时，突然展开兵力发动进攻。
好在王近山事先就派了一个旅埋伏在路线两侧，为的就是应付情况变化，一一〇师后卫团的突袭未能取得成功。
当时中野给各部队做动员时说得好：打黄维好比杀猪，首先要用绳子把它捆好，然后一刀直插喉管，而交通壕就是用于捆猪的绳子，壕挖得越多，捆得越紧，挖得越深，捆得越牢。
胡琏在了解部队的情况，并传达蒋介石固守待援的旨意后，意味深长地问众人：“你们知道刺猬是怎么吃蛇的？”
众人均回答不出。胡琏说：“刺猬是先把自己的刺缩到体内，任蛇缠绕，等到蛇完成缠绕后，它再猛地鼓力竖刺，把蛇弄成几段，然后一口一口吃掉。”
怎样对付这三股敌人，刘伯承将之比喻成是有的人在饭桌上抢肉吃，嘴里吃着一块，筷子上夹着一块，眼睛里又盯着碗里的一块，所谓“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也可以称为“举一观三”。
“举一观三”的重点和核心是“吃一个”。刘伯承说，要保证夹着的掉不了，看着的跑不了，就必须首先吃掉黄维兵团，然后才能腾出手来解决杜聿明、李延年。
刘伯承对后勤很有研究。他对后勤业务中的“前送”“后送”有非常专业的解释：
所谓“前送”，就是上级机关在战时一定要把弹药食品等物资送到火线的战士手里。
所谓“后送”，就是要负责把伤员抬下火线，并且送到包扎所或野战医院。
刘伯承认为，谁没有主动前送后送，等着下边来催来要，就是没有尽到责任。
为了进一步瓦解敌军，解放军除扔食物加传单，组织人员用喇叭在阵前喊话外，
还在阵地前像城墙一样竖起一块块大门板，上写“优待俘虏，不杀不辱”、“放下武器，就是出路”、“欢迎起义投诚”等标语。
陈毅给粟裕打去电话，告知了他这一预计。粟裕正在指挥华野对陈官庄的杜聿明集团进行围困，听说后即主动提出，可以再从华野抽一部分兵力给中野，以便先一步歼灭黄维兵团。
得到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同意后，粟裕连夜抽出三个纵队及特纵一部赶往双堆集。知道中野缺少兵员和武器弹药，他又特别交代，要求所遣部队必须把战斗中缴获的武器装备和抓获的俘虏兵，都一个不少地全部移交给中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