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车间的篮球三驾马车（工厂记事之一）
工具车间是我初中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完整的称呼是杭州制氧机厂工具车间。车间只有百十号人，是整个厂比较小的二级单位。进厂不久，就有人告诉我，有一条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对联，很适合工具车间，对联这样写：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潜台词是，工具车间虽然在杭氧的二级单位中，规模和人数都排在后面，但能量却很大。告诉我的人，是想告诉我，工具车间能人很多，内斗激烈，在杭氧厂内表现很突出，当然也常常会掀起一些波浪。当时正是文革中间，前面的革命造反热浪刚过去，后面又有批林批孔运动，这样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我在工具车间待了6年多，的确感受到工具车间的超大能量。别的不说，一百多个人，居然有三位是杭氧篮球队的主力。要知道，当年杭氧是县团级单位，职工总数超过四千，在杭州是数得着的大厂。在杭州市机械系统和市工会组织的各类篮球比赛里，杭氧厂的成绩都很骄人。
这三位篮球大咖都是上海人。
杭氧的职工，大致可以分为几档。第一档是建国初期的老工人，多数是杭州铁工厂的老技术工人，技术等级比较高，在工具车间都是7级工或者六级工，在车间里，对这样的高级技工有一个俗称，叫七哈子，六哈子，不知是谁先叫出来，这名称的源头是啥，但这称呼亲切里带着尊崇，好像五级工以下就享受不到这样的称呼。据说建国初有一个技术考核，这些高级技工是根据考核成绩评定的级别。我师傅就是六级工，我所在的保养组中，还有两位维修机器的七级工，工具车间每一个小组，比如车工组，铣刨组，磨床组，刀具组，钳工组都有几个这样的高技术等级的师傅，他们都是车间里的技术权威。别小看当时这个技术级别，工厂是根据这个级别发工资的，我没有了解过他们的具体工资，估计都应该在八九十元以上吧，是我转正后拿到的二级工工资的两倍多。更重要的是，此后国家没有大规模调整工资，比他们晚进厂的工友，拿到四级和五级工的不多，如在车间里占比大的上海人，都在三级工位置上，技校生和转业军人，一直到我们这一批新工人，则一直是二级工，到我考上大学离开的1978年，大家维持着同样的工资水平。
接下来1958年招收了一批工人，大家都尊称他们为58师傅。这些工人是杭氧的第二批技术骨干。第三批大规模进厂的工人，就是上海人，他们在60年代初，从上海抽调到杭氧，在上海的大工厂里干过几年，算是上海对杭州的技术支援吧。工具车间具体有多少上海人，我没有做过统计，估摸有20多人，但他们在车间里的影响力一定大于他们的人数。我进厂的时候，他们的年龄在30岁上下，大的都过了30岁，成家立业了。他们的影响力，可以从我们后来进厂的年轻工人，都会讲几句上海话看出来，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会了说上海话。记得有一次中文系坐大巴外出旅游，我在车上炫了几句上海话，后来黄金贵老师问我：侬是上海啥地方人？这次我们去印尼旅游，有一拨上海人和我们拼团，我也一时兴起说了几句上海话，一位最年长的上海人（79岁），私下对我说，侬个上海话有点宁波腔。我又用上海话对他说了几句，他说：啊呀，pang 到老乡了呀，很亲切。可见我的上海话的腔调比较正宗，连上海人都难以分辨，这全是从工具车间上海人那里学的。下面一拨就是技校生。这些技校生，在文革前进了杭氧技校，文革开始后，停课闹革命了，后来生产稍稍正常一些，就地分配进工厂当工人（他们本来就是杭氧的技术预备力量），进入工具车间的大约也有20名上下。接下来就是文革中开始招收的中学生，70级和71级初中毕业生，加起来有30多名。再加上比我们早来的五六名转业军人，构成了工具车间工人的主要组成成分。
我进厂时的年龄刚17周岁多一个月，按照现在的说法，尚未成年，只能算童工。但当年可没有这一说。读完初中能进工厂当工人，在我的同龄人中已经属于幸运儿。文革搞乱了社会，正常的生产遭到破坏，各行各业出现萎缩，都停止了招工。所谓上山下乡运动，本质上是把城市的失业人口转移到农村，很多我的同龄人去了农村插队，或者远去黑龙江或者内蒙古支边。但又不能把这一代人都搞到农村去，所以制定政策，家里有一两个去农村或边疆，就有一个可以留城当工人，我就是这样的幸运儿。但是，毕竟年少，我进厂后，对车间里这些父兄辈，只能唯唯是从。遇到什么都很新奇，都想学一点，甚至模仿一下也行。上海师傅，比老工人更有文化，又是从上海过来的，所以私下里是我崇拜的对象。我曾经在一篇回忆文章写过一位上海朱师傅，主动借给我莎士比亚的戏剧《柔密欧与朱丽叶》，打开了我文学阅读的新窗口。还有一位上海顾师傅，热爱中国古典诗词，不仅能背诵很多唐宋诗词，还能写几首用了古代格律的诗词，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三位篮球大咖也是对我影响较大的。我自从进初中学会打篮球后，一直是篮球运动的狂热爱好者。读书时，每天下课，必定要去球场打得汗流浃背，并且对着自来水龙头狂饮水之后，才会回家。当然，这也与我两位发小兼同学，金新华和陈金水的共同爱好有关。进了工厂，我就很注意车间里会打球的前辈，很快有人告知这三位大咖，并且陆续在车间南面的篮球架下认识了他们。如果我没有记错名字，他们叫王旭明、钱良骏和蒋长岭，蒋长岭大家都叫他阿蒋，我们这些新学徒叫他阿蒋师傅。
三位大咖篮球打得好，也各有独特的性格。阿蒋长得壮实，为人豪爽，很有侠义气，所以他和技校生中的拳击好汉牧村走得近。牧村真名叫牧也村，因为当年日本乒乓球运动员木村在中国人中很有名，所以牧也村也被改名叫牧村。牧村是刀具组锻造刀具的，说简单点，就是一个打铁师傅。他长得虎背熊腰，手臂粗壮，一双眼睛瞪大了像牛眼。他在远离车间的东边一个打铁坊工作，带着一个从附近农村来的徒弟一块儿打铁。这位牧村算得上杭氧一个人物，以后我另文写他。钱良骏师傅长相俊秀，放在现在就是一个妥妥的师哥。他的外貌很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男主角阿米尔，所以，阿米尔就成了他的绰号。我们进厂时他已经结婚，传说中他是抢了另外一位上海师傅的女朋友当老婆。这当然是一种不靠谱的传说，我并没有进一步去考证这件事的真实性，但用现在的眼光看，这必定是另外那位上海师傅的说法，很可能他们同时看中了这位女子（其实应该称师母，但我从未见过这位女子），阿米尔长相好，个子高，皮肤白皙，人也很儒雅，自然能胜出。我们进厂的时候，阿蒋和阿米尔都没住单身宿舍。后来阿米尔结婚了，开始住在市区，大概是岳母家房子太小，就想住到厂区宿舍来，看中了我们进厂时住的房间（原来车间的图书室临时改的），设法把我们换到其他宿舍后，住了进来，但我却从未去这新房拜访过他。第三位王师傅，是我走得更近的一位上海师傅。他一直住在厂区单身宿舍里，所以下班后我们也有机会相处。当然是到宿舍区的篮球场上打球，我跟着他学了不少篮球技术。我初中三年的篮球基本都是自学，和几位同学瞎折腾，所以，能向这样一位厂篮球队的主力学习，对尚属少年末期的我来说，也是大幸。我和王师傅的接触还有一个点，那就是中国象棋。我的中国象棋水平是在与发小和邻居的胡乱博弈中学会的，没有认真学过中国象棋谱，也没有养成仔细思考后的走棋习惯，所以多数是根据感性下棋。进了工厂后，和车间里的象棋爱好者下过，有几次还侥幸赢了他们，所以被车间里的棋友们看重。王师傅也是象棋爱好者，属于车间级（当时没有厂级中国象棋比赛），我记得和他下过几次，这也是我们关系较接近的很重要的原因。王师傅为人和善，比较好相处。他眼睛近视，但当年和我一样不愿戴眼镜，所以总是眯着眼。我离开杭氧时，他还住在宿舍里，可能还没结婚吧。我也不清楚他何时结婚，只听说后来当了工具车间的工会主席，看来他的善良还是得到了工友们的认可。
我的篮球水平并不高，但我们进厂不久，杭氧厂开展过厂级篮球比赛，我居然被吸收进了工具车间篮球队，在与其他车间的比赛时，我曾经有幸上过场，但球技不高，个子也不高，大多时候是板凳队员。这三位大咖当然是工具车间篮球队的铁板主力，我们一起进厂的付水夫（小名阿林）个子高，球技好，也是车间篮球队的主力。还有一位田师傅，后来曾经担任工具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从部队转业到杭氧，球技很棒，也是车间篮球队的主力。忘记那次厂级比赛工具队拿了第几名，但三位大咖在正式比赛时的风采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后来杭州市机械系统篮球比赛，有一次杭氧厂队去萧山的杭州齿轮箱厂客场比赛，厂里派出大巴载喜欢篮球的工友们前去助威，我唯一一次做了啦啦队。输赢我忘记了，那晚篮球场的灯光真的亮，看上去很晃眼，这印象至今记得。车间三位大咖悉数上场，打得也很精彩。
离开杭氧后，我只能从同厂好友中知道工具车间的情况。去年在与杭大校友沈加红的餐聚时得知，王旭明是他姐夫，但已经患糖尿病，病入膏肓。我很想抽空去看望他，但要去必然要加红陪伴，正在踌躇时，今年春节后在微信里向加红问询，知道他在年前仙逝了。人生真如过隙之驹，转瞬即逝，无缘见他最后一面，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
三位车间篮球大咖，在我离开杭氧读大学48年后，两位相继离世。阿蒋是早几年听工厂老同事说的，就连他的好友，拳王牧村也已仙逝。想起当年他们生龙活虎的模样，转眼间便阴阳永隔，不免感伤，写了上述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