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96年以后，北京股民队伍也壮大起来。我和晶秋结婚以后，晚饭经常下馆子，在外面吃饭，常常听到有人在餐桌上大呼小叫，高谈阔论，主题都是股市，我们似乎也习以为常，那段时间，如果在外面的餐厅听不到那些乱哄哄对股市的一轮，反倒觉得有些奇怪。
我订过一年证券报，到了大户室以后，当时的三大证券报，每天都能够及时送达，所以家里也就不订了。后来的证券报，我只读第一版，以致最后连证券报第一版都懒得读了，人家问我，“炒股票时，你的政策性信息从哪里获得？”我说主要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三十分钟，前十分钟足矣。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股市一直因为总设计师的“健康问题”，很受困扰。每次市场出现调整或者深度调整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健康”问题，印象中有细心人做过“健康”问题的统计，大概有十一二次之多，不过1996年股市的大涨，似乎彻底冲破了“健康”问题的束缚，最后引发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国股市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前进和发展，广大股民也是在这种矛盾中体验着股市人生。
在股票市场各种手段都是无所不用其极，一个年已古稀的总设计师的健康问题，让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作为打压股市的手段，这不仅是对老人家的不敬，更是对众多股民脆弱心态的一种蹂躏，这种残酷和下作的手段，也只有在股市这种真金白银比拼的场所，才能够出现。
我对股评的态度，一贯是鄙视的，这不是我有什么更过人的地方。我是从外汇市场出来的，虽然玩的不是什么外汇期货，但我知道，金钱后面的讹诈，是不择手段的。媒体上那些股评和专家们如果真有那么高的水平，只需要不多的一点本金，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发家致富，没有必要到各种媒体上满世界宣扬自己的观点，到处散德行玩。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儿说的好，“天上从来不掉馅饼”，股评也不会在公共媒体为您提供免费的赚钱服务，这个逻辑几乎简单得无法再简单了。
有意思的是，偏偏有那么多人相信这些股评们的话，而且屡信屡败，屡败屡信，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广大股民的素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以前去上海深圳的时候，和当地玩股票的人聊天，听到最多的似乎就是两个词汇“套牢”、“割肉”，如今这两个词汇，应该是玩股票的最常用语了。其实我们的人生又何不是在“套牢”、“割肉”的交替过程中，一点点地前进？
这不是我今天的体会，是我在1997年初，打算离开股市的时最深的感受。
股市就是风险和机会并存的世界，现实生活中难道不是吗？如果您拒绝风险，那么我会说，您一定在拒绝机会。
总设计师去世的那一天，我打开电脑，想看看股市会怎么走。上午肯定是低开，不过这个低开几乎就是全天最低的位置了，我印象特别深，到了中午出现第一只涨停的股票就是那个西南边陲的机床股，好像不到5元，我在涨停附近，通过电话委托，把账面上仅有的几十万资金全都买了进去。
您问我为什么那么大胆，敢于追涨停？这就是机会，或者是转势的开始，这个时候没有选择，必须第一时间买股票。这只小股票的涨停，在这个市场，意义不同寻常。
这不奇怪，1996年我一共有两次满仓追高操作，赢利全部超过四倍，而且几乎都拿到了那时市场的领涨品种。我的经验是，在股市，学会适当追涨，才能够提高收益率，抓到周期性上涨的好股票。
中午我打算去银行调动更多的资金进入股市的时候，手机又响了，这是郭女士的来电，她上来就问我在什么地方，让我在下午开市以前一定要赶到她在工体路附近的一个机构交易厅。
我家离工体路不远，我放下电话，连滚带爬地跑到楼下，打了一辆出租车，用了不到10分钟，就来到了她所在的证券营业部机构交易室。
房间里有五台电脑，她和那个央企财务总监小黄，还有一个叫小伊的女秘书在场。
郭女士这时候表现出她的精干，简单询问了一下我的操作以后，告诉我，这里有2000万元，是不是可以全部买进股票。
我当时态度很坚定，一个字，买！
关键是买什么，我脑子里有数，1996年是深圳股市的天下，1997年上海股市一定会有不俗的表现，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说出三个字“全流通”。
上海当时挂牌的一共有四只全流通股票，而且平时的换手率都不错。我在想，这两千万元打进去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郭女士一点也没有犹豫，当场下令，打开这几只股票的走势图，同时打开账户，我们几个人开始下单买进。
效果不错，2000万元几乎是平均分配了资金，全都买到了。这时候小黄又说，明天还有1000万到账，看看能够买什么。
我说明天还是在这四只股票建仓。
买完这些股票以后，郭女士这时候向我提出一个邀约，建议我以后在这个机构室，为她操作股票，我当时似乎被她的那种人格魅力所感染，一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这样，这次行情启动，我没有从银行调动资金，就直接加入到郭女士的团队了。
第二天，我按照郭女士的要求，跑到这个机构室操作，把新到账的1000万元也全部打进去了。1997年的行情，从总设计师逝世那一天，就拉开了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