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冒险的开始：1949-1967

我在1949年出生于一个位于长岛的中产阶级家庭，我是家中独子，我的父亲是职业爵士音乐家，我的母亲是全职太太。我是一个出生在普通家庭的普通孩子，但却是一个糟糕的学生。小时候我喜欢和我的伙伴到处玩耍，比如在街上踢足球、在邻居的后院打棒球，长大了我喜欢追女孩子。

我们的DNA使我们的优点和缺点与生俱来。我目前了解到我最糟糕的缺点是极其不擅长死记硬背。我以前无法记下那些无法追本溯源的东西（比如手机号码），现在一样记不住，而且我不喜欢服从命令。同时，我非常有好奇心，而且喜欢自己把事情弄明白，当然那时看东西没那么透彻。

我不喜欢学校，不仅仅因为它需要大量的死记硬背，还因为我对老师教的大多数东西都没兴趣，即便它们很重要。我不明白在学校里表现良好除了能得到我母亲的夸奖之外还能得到什么。

我母亲很爱我，也很担心我那糟糕的成绩。直到上中学之前，她都要求我放学先回自己房间学上几个小时再出去玩，但是我实在做不到。星期六晚上她总是如此对我：把我给她的报纸折好用橡皮筋捆好，然后烘烤好曲奇饼，晚上一起看恐怖电影的时候再一起吃。她在我19岁的时候就去世，那个时候我以为自己不会再笑，但现在当我想起她的时候就会笑。

我的父亲是一个音乐家，每天都工作到非常晚，基本上都要到凌晨3点，所以他在周末的时候会很晚起。因此除了经常唠叨着让我做些诸如割草坪和割树篱之类令我厌恶的杂务活，年轻时的我和我的父亲并没有太多的交集。那时他就像一个负责任的人尝试带好一个不负责任的孩子。那些我们互动的记忆现在在我看来非常有趣。例如，有一次他让我剪草，而我决定先把前庭的草剪了，晚点再剪后院的草。但由于期间下了几天的雨，所以后来后院的草长得很高以至于我必须用镰刀剪草。这消耗了我大量的时间，当我剪完后院的草的时候，前院的草也长得只能用镰刀割了，如此循环往返。

自从我的母亲逝世之后，我的父亲和我都开始封闭自己，尤其是在我自己建立自己家庭的时候。我非常喜爱我的父亲，他的性格带有一种音乐家的随性和有趣，而且我很欣赏他优秀的品质。我想他的品质来源于他的经历——经济大萧条、二战和朝鲜战争。他70多岁的时候依然毫不犹豫地要在暴风雪天气开车，一旦车辆被卡在雪中时就会用铲子把雪铲掉继续开，仿佛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样，我对此事依然有印象。即便在他之前一直在俱乐部里演奏音乐和剪辑唱片，他还是决定在60多岁时开启了第二段职业生涯。他开始在一所高中和一个当地社区大学教音乐，一直到他81岁心脏病发作他才停止工作。此后他又活了10年，他的身体就像他的心理一样健康。

当我不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去抗争。但当我对一件事情感到兴奋的时候，没有什么能阻挡我去做。举个例子，虽然我拒绝在家里做杂务，但当我为了赚钱在外面打杂的时候我又充满热情。从我8岁开始，我就开始送报纸、帮人们清除车道上的积雪、做球童、在当地餐厅里清理餐桌和洗盘子、在附近百货商店把商品摆到架子上。我不记得我的父母有鼓励我去打工，所以我说不清为什么会去打工。但是我确实知道早年的打工经历和独立掌握打工赚到的钱的经历教会了我很多在课堂或玩耍中学不到的东西。

在我青年时期（1960年），心理学在美国是非常鼓舞人心和令人向往的——因为它可以让你完成宏伟的目标。那时我从未见过这样好的东西。在我的印象中，肯尼迪总统是一个充满智慧、魅力非凡的人，他为了使这个世界更好绘制了生动的蓝图——探索外太空、提倡平等权利、致力消除贫穷。他和他的思想对我的思考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接下来没多久美国就站在了世界之巅，如今美国的经济体量占到全球的20%，而那时它的经济体量占到全球的40%；美元是世界的主导货币；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自由”意味着致力于不断地追求公平并快速地向前发展，而“固守”意味着守旧、坚持既得利益——至少在那时的我和身边的大多数人眼里是这样的。在我们看来，美国是富有、进步、管理妥善的，而且正在致力于快速提升一切。我那时也许太天真了，但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这样看。

在那些日子里，所有人都在谈论股票市场，因为那时股市发展良好，很多人因此赚到了钱。那年我12岁开始做球童所在的那个高尔夫球场里的人们也赚到了钱。所以我把我当球童赚到的钱拿去投资股票了。我当时投资的第一个股票是东北航空。我买它的原因是那时唯一一家我听说过的公司，而且单价在5美元以下。我发现我买的股份越多，我赚的就越多。那真是一个愚蠢的策略，但我居然赚了3倍的钱。那时东北航空已经到了破产边缘，被另一家公司收购了。我很幸运，但我当时对此事一无所知。我以为在股市里赚钱很容易，所以我上钩了。

在那个时候，《财富》周刊有可撕下的赠卷，可以免费获得财富前500强公司的年度报告。我全都订阅了。我依然记得快递员拖着所有报告来到我家门外时一脸的不高兴，我把每一本都深入研究了。这就是我如何开始给自己打造一个投资图书馆。随着股票市场的一路走高，二战和经济大萧条看起来就像很遥远的记忆，同时投资看起来如此的简单，似乎随便买点啥然后看着它涨就好了。股票市场当然会涨，因为这有常识作为支撑，那个时候政府管理经济手段已经成为一门科学，越做越好。因此，股市市值在10年内变成了4倍，当然一些个股的表现要比4倍更为出色。

因此，“定投”——每个月向股市里投入等额的金钱，不管能买多少股份——是大多数人采取的策略。当然，选择那些最优秀的股票投资是更好的策略，这也是我和其他剩下的人尝试做的事。那时有上千只股票可供选择，基本上占满了报纸的最后几页。

我很喜欢在投资市场里“玩闹”，也喜欢和我身边的朋友玩闹。无论是孩童时期在街区里玩，还是青年时期用假身份证进入酒吧，或是像现在去音乐节、潜水旅行，我都很喜欢和身边的朋友一起。我是一个倾向于通过冒险获取奖赏的独立思考者——不仅仅在投资市场，而是在任何事情中。相比于失败，我更讨厌无聊和平庸。对我来说，一切顺利要比陷入麻烦好得多，而陷入麻烦又比平庸要好得多，因为陷入麻烦至少给生活带来热情。高中纪念册里记录了同学们送给我的一句梭罗的名言：“如果一个人并不与自己的同伴保持一致步伐，那可能是因为他听到的鼓点节奏和他人不一样。让他跟随他自己听到的那个节奏，无论它多么邻近或遥远”。

在1966年，我在读高二，股票市场依然火爆，我赚翻了，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菲尔一起旷课去冲浪，做那些高中男孩喜欢做的那些有趣的事。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那年就是股市的顶点。之后我对市场所有的认识都被证明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