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们在干啥
宦官之害，自东汉、唐朝为烈。到了明代，宦官活动又开始触目起来。尤其是自永乐朝之后，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二百多年里，大部分时间宦官活动都极为活跃。不仅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还无孔不入，二十四衙门的太监们深入到了明朝军事、贸易、税收、粮食、织造、矿山、烧造等各个领域，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不过有一段时间内，宦官活动却是异常“平静”，那就是嘉靖年间，这段特殊的时期，宦官的影响一度被降低到除洪武、建文两朝外的最低点。
正德时期嚣风遂行的太监们去哪了？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意外去世后，朱厚熜以藩王身份入主大统，即为明世宗，次年改元嘉靖（1522年－1566年）。在此之前，宦官势力已经在大明朝的历史舞台上活跃了一百五十余年，尤其是其前任正德一朝（1506-1521 年），宦官势力更是达到了颠峰，造成了普遍社会危机。
正德初年，刘瑾专权，为“八虎”之首，形成阉党，后期虽被铲除，但宦官势力依然强盛。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去世，正德一朝作恶多端的宦官一夜之间失去了靠山。在迎立朱厚熜的过程中，宦官势力与张太后（明武宗母亲）、内阁辅臣杨廷和等各派势力达成了一致，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三股势力都想以定策之功自居，以期在新君登基后寻求未来的出路。这期间，各方之间是即有合作，也有分歧，虽然为了共同的政治诉求达成一致，但也在为了未来的各自小团体利益方面相互勾心斗角。
宦官与内阁、外廷大臣们的这种合作也体现在清除共同的敌人江彬等奸佞势力上，使得久违的权力重新回到宦官、内阁手中。
在杨廷和的《杨文忠三录》卷四之《视草余录》中记载，在确定前去迎立新君人员名单时，各方势力是存有争议的，“予遂言，内阁遣官蒋（冕），魏（英）云：‘谷哥（谷大用）你去。’又云：‘韦家（韦霦）你也去，驸马命崔元。’予云：‘见任大臣中，武臣须皇亲定国公徐光祚，文臣须礼部毛澄。’尚书诸公皆应曰：‘诺。’谷（大用）之遣，予不欲，危疑之时，恐拂其意，遂不敢更。”足见双方之分歧，但对于当时拥有相当权势的宦官势力，内阁成员并不敢得罪，也不得不向其妥协。
“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在杨廷和为其草拟的即位诏书中，废除正德朝弊政，革故鼎新。其中，虽有处治、裁撤为恶宦官及其造成的弊政，但对宦官势力的核心利益，仍然涉及不多，例如镇守中官政策等，其原因仍不外乎这时的宦官队伍们依然具有强大的实力，杨廷和虽然有草拟诏书的权力，但还是受到了宦官势力的干扰。
杨廷和的《杨文忠三录》卷四之《视草余录》中曾这样记载，“诏条中若军门、皇店、官校、豹房、番僧、写亦虎仙数事尚未入草，予别用小折亲书密缄之，藏予刺函中，防漏泄也。”，也就是说，有些涉及到宦官的一些事情，他并没有直接写到草拟的诏书中，而是以密函形式进行汇报，但拥有批红权的司礼太监们，在诏书颁布前还是了解到了其中的内容，要求内阁修改其中的条款，但被杨廷和以皇帝自有决定拒绝了。
在这个敏感的过渡期，阁部大臣们想要在宦官面前取得主动权，就必须依靠皇帝的支持来打倒政敌。这时以外藩入主的明世宗，与朝中各种政治势力并没有任何联系，于是，在朱厚熜即位后，外廷大臣们便迫不及待地对前朝众宦官进行弹劾。
《明通鉴》卷十二中记载，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 “壬申，钱宁伏诛”，六月，“戊子，江彬伏诛。言官并劾魏彬、张忠、许泰、谷大用、张永等，而彬及忠泰皆以夤缘贵近，得减死戍边。”
对于这些宦官的下场，《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中记载，宦官谷大用“寻降奉御，居南京。”“世宗立，御史萧淮奏谷大用、丘聚辈蛊惑先帝，党恶为奸，并及永。诏永闲住。已而淮复劾永在江西不法事，再降永奉御，司香孝陵”，魏彬“ 始令闲住”“ 张忠、吴经发孝陵卫充军，张雄、张锐下都察院鞫治、允亦得罪。”导致一批宦官被调任、降职、革职、下狱。
于是，正德朝不可一世的宦官势力在皇权重锤下被彻底瓦解，朝中权力更多地是流向了内阁。
皇权、阁权矛盾下 游移不定的宦官政策
立足未稳，初涉国事的明世宗朱厚熜为何倾向阁臣，而将正德朝中的宦官势力清除出去呢？《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中记载，“世宗习见正德时宦侍之祸，即位后御近侍甚严，有罪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
明世宗登基初期，对正德一朝的宦官有好印象估计不太多，但与内阁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经过一系列对宦官势力的抑制，此前正德一朝掌握权势的大太监被清除出了核心层，但转而更换为了当年朱厚熜在安陆兴王府的旧部张佐掌管司礼监、黄锦为御用监太监等等，内廷俨然成为兴王府旧阉的天下。
在成功借助外廷大臣的力量来抑制住宦官势力后，内阁权势地位表面上看似加强。不过，之后的“议礼之争”，又一次“革”了内阁的命。（有关嘉靖时期阁权的变化，我已经在 内阁班子屡屡洗牌 皇权面前甘拜下风 略论嘉靖一朝阁权争斗一文中有所描述，此处不再展开）。
在“大礼议”之争过程中，明世宗朱厚熜尽可能地对前朝的一些资深宦官给予关照，利用宦官力量来制衡阁部大臣，增强自己在内廷中的力量，从而成功将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再度洗牌正德旧臣。
如，《明世宗实录》卷三十六中记载，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议礼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给事中邓继曾言的一番对宦官的上疏惹来了牢狱之灾，“祖宗以来，凡有批答必下内拟议而行。顷者中旨，事不考经，文不会理，或左右群小窃权希宠以至于此，陛下不与大臣共政，而容若辈干政，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 ，上怒，下继曾诏狱寻谪。”
又比如，在正德十六年十月时，刑科给事中顾济曾弹劾司礼监太监萧敬是原东厂太监张锐的同党，“罪恶惑乱”，不过明世宗并没有听从顾济的说法，并未给予处罚，萧敬只不过告老还乡。反而在后来又将萧敬恢复了原职，重新使其进入了司礼监。不过到了嘉靖七年（1528年），萧敬因病去世，其门下太监向明世宗朱厚熜请求给萧敬后人升授，被明世宗断然拒绝。
不难发现，朱厚熜在获得“议礼之争”胜利后，先是将前朝的一批老臣革罢殆尽，提拔支持自己的张璁等人进入内阁。在没有了后顾之忧之后，这时的他又能够完全有功夫去随意处置前朝的那些宦官力量了。
嘉靖时期对宦官弊政的改革
嘉靖七年（1528年）以后， 明世宗朱厚熜取得了大礼议胜利后，杨廷和一派的前朝势力基本肃清，与之相对应，朱厚熜对宦官的政策也开始了由利用到打击的重大转折。
明朝众多经济部门中，宦官广为参预。对此，嘉靖时期，为抑制宦官干预经济，由内而外，着手整顿宦官在经济领域的干扰。对皇城之内的内库府局，先是禁止内库宦官横索，并加强御史巡视，同时，裁革内府冗员；罢免各地监仓宦官，到嘉靖十四年（1535年）时，彻底宦官监仓制度；对解决扰民严重的皇庄问题，虽然没有真正根除，但一定程度上较正德时期有所进步；另外，没收宦官自领的庄田，嘉靖一朝，明世宗不再赐予宦官庄田。
军事方面，主要是整顿御马监，革除宦官监军，在全国废除镇守中官，沉重地打击了嚣张跋扈的宦官势力。明朝出镇一方的镇守工作，原来是由武官担任，到永乐年间，开始派太监出巡，并赋予了镇守的权力，导致事权涣散、政出多门。嘉靖之初，就有言官“罢各镇守内臣”之议，但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明世宗并没有触及这一敏感地带。直到嘉靖七年（1528年），内阁大学士张璁等人建议世宗撤除各处镇守内臣，得到了朱厚熜的支持，《明史·职官志三·宦官》中也明确记载说：“……镇守太监，至嘉靖八年后始革”。前后差不多四年的时间里，就“革镇守、守备内臣二十七人，各卫监局冒役数千人”。
虽然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曾因武定侯郭勋建议，复设了云南、两广、四川、福建、湖广、江西、浙江、大同镇守中官，但接着在第二年又全部撤回，遂不再设。
《明世宗实录》末卷中这样评价朱厚熜，“正德之末，政在权幸，盗贼蜂起，海内骚动。上方龙潜藩邸，深鉴其毙，及入践大统，乃赫然发命诛除巨奸，革去镇守内臣，清汰冗滥，诸凡弊政以次尽罢，海内欣欣若更生焉。”高度赞颂了明世宗针对宦官及其造成的弊政而实行的改革政策。
嘉靖时期的权珰
我们提到，明世宗即位后把正德时期的谷大用、魏彬等人革除，将自己的旧属张佐安排进了司礼监，一直到嘉靖二十年左右（1541年）。此后，又有鲍忠、崔景、麦福、黄锦接任。其中，黄锦执掌司礼监时间最长。《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中记载，“张佐、鲍忠、麦福、黄锦辈，虽由兴邸旧人掌司礼监，督东厂，然皆谨伤不敢大肆。”这些大太监虽受宠信重用，所幸并未出现宦寺之祸。
麦福（1498年－1552年，其出生年源自《三水县志》，待商榷。），广州府三水县人。正德年间入宫，明世宗即位初，在御马监任职，初为左监丞；嘉靖三年（1524年）时，升太监；嘉靖七年（1528年），掌御马监印，提督勇士四卫营禁兵；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调司礼监；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时，“复总督东厂，镇静不扰，络绅谓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掌司礼监印，从而开启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提督东厂的先例。这时的麦福集行政、监察大权于一身，相当于外廷的“首辅兼总宪”，宦官权力之大可以说达到了顶峰。这在明世宗一面整顿限制御马监权力，裁抑宦官权力的同时，一方面却授予麦福大权，使其权势并未因改革而缩小，反而是达到了“以印带厂”无以复加的地步。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十二月去世，时任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徐阶为其撰写墓志铭。先后 “赐飞鱼、斗牛、蟒衣、大红坐龙衣者各三；玉带、桩带各一；赐禄米自十二石至三十六石，合之以石计者三百七十三。又尝特赐银记，其文曰‘公勤端慎’，赐御书日‘克尽忠勤’‘小心匪懈’‘恭慎如一’”。
黄锦（？－1567年），河南洛阳人，世称“三黄太监”，兴献王府旧侍，正德三年（1508 年）被派往兴王府，正德八年（1513年）作为朱厚熜的内伴读，陪伴明世宗五十余年。明世宗登基后，升黄锦为御用监太监；之后，改尚膳、司设、内官诸监太监；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进入司礼监为佥书；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乙巳，转司礼监佥书，癸丑，进掌监事兼总督东厂密务”，隆庆元年（1567 年）死于任上。
小结
由于明世宗的强力限制，嘉靖一朝，宦官势力被内阁和锦衣卫势力所压制，始终没有抬头。即使在明世宗后来端拱修玄，久不视朝之时，也没有出现宦官揽权现象，这种情况颇为罕见。应该说，与特定条件下明世宗的皇权变化与扩张不无关系，特别是大礼议之争的胜利，使得明世宗的帝位得到巩固，其不再需要借助宦官力量与文官尤其是与内阁势力相抗争。相反，为进一步展布君权，避免重蹈前朝阉党专政，也迫切需要抑制宦官势力。因此，在后期议礼派的建议和推动下，采取了裁抑和打击宦官的措施。
当然，这并非是说嘉靖时期的宦官群体一蹶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