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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童年时期是在咱白洋淀腹地的一个小水村度过的。那时农村群众文化生活极其匮乏，尤其是一到晚上，人们天一黑就钻了被窝睡觉，因为实在没有事情做。于是县文化站下乡放电影的日子就成了水村的节日。
给农村放电影做为那时一种公共“福利”，也是贫困匮乏的年代里一种寓教于乐的基本形式。将要放电影的白天，大队派专人划船去接放映队，村里的大喇叭也早就早播送了通知。天还没擦黑，人们就早早把自家的板凳搬到压苇的场院上挨上班了。在场院的边上，插上两根长木杆，横绑着一根细点的木杆，场院摇身一变成了露天电影院。天色渐晚，银幕挂上去了，扩音器也响了，场院上闹哄起来。实际上放的总是那几个片子，也好象都是黑白片什么《小兵张嘎》、《董存瑞》、《地雷战》、《地道战》等，许多时候放到经典段落处，大家和电影主人公就一起喊出台词，然后大笑成一片。当时八个红色样板戏，里面的台词我现在都能背出来。也有特别的时候，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放映时，场院上先是静悄悄怕掉一根针，再后不管男女老少一片抽泣。
若是有新片上映，在小水村不太大的场院上挤座位就成了问题。人们奔走相告几乎全村人全部出动，连四周相隔不远的水村也好多人特地来看电影了。临村的都是划船来的，或一家人或呼朋唤友一起。冬季来的外村人更多点，可以走冰来，就是要多搭几个伴，以防掉到冰窟窿里去。我就有去邻村看电影掉下去的惨痛回忆呀!外村来的或席地而蹲，或随便驻足，或"蹭"相熟人家的条凳。电影开始，发现连周围相邻人家的房顶上都有人，真是盛况空前。
此时，最为兴奋的是换片的空隙。三五成群的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到银幕前后，利用放映机的亮光，在一片白色的银幕上用手做出各种稀奇古怪、形态不一的造型，阵阵笑声响彻在欢快的场院上空，把整个夜晚渲染得一派祥和，让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感到那样的舒心，那样的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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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零年，我离开爷爷奶奶到安新县城上小学。从小没跟父母生活，跟他们不如和爷爷奶奶亲，老闹着回水村。水乡老家离县城有十八里水路，不是说回就回。为哄我，爸爸妈妈就带我去电影院看电影。
安新老城里的电影院也是露天的，位置在过了老十字街往西大约五六十米，后来应该成了县文化站。露天归也是露天，可是有竹子做的结实的条椅，还有靠背，真是豪华。票价也豪，要一毛钱，还要排队抢票，但好象是黑白影片开始成了"彩色"，也值了吧!爸妈带着我看过许多记忆深刻的"大片"，如"挖耳朵保卫三个被窝"(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庐山恋》、《喜盈门》等现在还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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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八二年，坐落在县城西关的新电影院盖成了，这决对在当时是个非常豪华的建筑。清楚得记得新电影院放映的第一个影片是《哪吒》，当时影片中龙行风雨，山呼海啸;影院外也是雷声阵阵，风雨大作。大家有身临影片其境的感觉，还为有这现代化的影院为我们遮风蔽雨而感到庆幸。不久，《少林寺》上映了，那可真真是一票难求呀!排队抢票的人们前呼后拥，大有把卖票窗口挤破的架式。爸爸好不容易通过关系搞到几张票，我连看了两场，一下无可救药的爱上了武侠。当然那时后来还似懂非懂地看过《冷酷的心》、《巴黎圣母院》、《海岸风雷》一类的外国大片。
新电影院的落成，本是电影迷爸爸妈妈几乎每天都带着姐姐和我去看电影。妈妈订阅了《大众电影》杂志，我们一家都成了最早的追星族，对朱时茂、牛犇、潘红、陈瑜等影星如数家珍。姐姐买了个小笔记本专门记录电影插曲歌词，口中总下停的哼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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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重点初中，学校离电影院不远，上晚自习时间经常翘课去看电影。穷学生们是没有多少钱来进行消费的，总是五六个人凑钱买两张票，一个人拿着检票大家一拥就混进去了。有时我们也挺而走险，从影院相邻的大院跳墙头进去，院子里有厕所，然后假装上厕所的再混到影院内。墙头太高，有一些风险，有人为此摔伤了脚，可大多数练成了"飞檐走壁"的功夫，也有被影院保安逮住的时候，就会放一人去学校找班主任领人。时间长了，我们的游击战就会奏效，先牺牲两人在门口吵吵要进影院找人缠住保安，其他人去翻墙，毕竟全影院只有一个保安。现在还记得那个保安姓名，一身的横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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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化初，大小录像厅遍地开花，电影院日渐式微，安新的影院苟延残喘了几年终于关门大吉了。
毕业以后直到现在，极少去电影院看电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