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57天《 轻重乙第八十一》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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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称之国必亡,待五谷者众也。故树木之胜霜露者,不受令于天。家足其所者,不从圣人。故夺然后予,高然后下,喜然后怒,天下可举。”
桓公曰:“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管子对曰,“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杀一士,毋顿一戟,而辟方都二,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泾水十二空,汶渊洙浩满三之於。乃请以令,使九月种麦,日至日获,则时雨未下而利农事矣。”桓公曰:“诺。”令以九月种麦,日至而获。量其艾,一收之积中方都二。故此所谓善因天时,辩于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字词注释
[1]泉雨五尺:指雨量丰沛,粮食丰收。或说指雨量过大引起粮食歉收,与下文“家足其所”之意不符,故不取。
[2]食称:粮食与人口数量相称。
[3]待五谷者众:依赖于粮食的人多。意谓人民能依赖充足的粮食生活,就不再依赖君主,不会为君主效力。
[4]喜然后怒:指对将士,要先让他们欢喜再激励他们奋勇杀敌之心。用马非百说。
[5]愈:胜。
[6]其:起强调作用的虚词。
[7]辟:开辟。此处为夺取。方都:大都,大城邑。
[8]泾水:泾,同“经”。发源于山而流入海的水流为“经水”。十二:十二条“泾水”,谓其多。空:冬季水流干涸。
[10]汶渊:汶水冬季因水量减少而成为湿地的河道。渊,聚集在地表不流的水,即湿地,沼泽。洙浩:洙水冬季因水量减少而成为湿地的河道。浩,大泽貌。於:淤。
[11]日至:夏至。
[12]艾:通“刈”。
[13]辩:通“辨”。辨别。
译文参考
管子说:“雨量达到五尺,粮食丰收,国君就会受到轻视。粮食与人口数量相适应的国家必定会灭亡,因为依赖粮食自给的人口众多。所以能抵抗霜露的树木,不会受制于天;家庭条件富足的人,不愿服从于君主。所以君主要先剥夺然后给予,抬高物价然后降低,让将士感受到欢喜后随之激励起他们奋勇杀敌之心,这样天下就可以兴盛了。”
齐桓公问:“加强农业生产节约财政用度,可以使国家长治久安吗?”管子回答道:“可以使经济更胜于以往,但是不足以让国家长治久安。过去纪氏强调农业生产节约财政用度,粮食丰收却不能管理,导致粮食四散到天下各处。这样一来,纪氏虽然强调农业生产节约财政用度,刚好让百姓的粮食尽数散尽而不能管理,被天下掠取,因此国家灭亡而自己无处安身。所以加强农业生产节约财政用度可以使经济胜于以往,却不足以使国家长治久安。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天下物价低的时候我就抬高物价,天下粮价低的时候我就抬高粮价,天下商品有余的时候我则供不应求,使天下的货币、粮食、商品都掌握在我手中,这样才可以让天下臣服朝拜。”
齐桓公问:“我想要不死一兵一卒,不动一刀一枪就得到两座大城,有什么办法吗?”管子回答道:“齐国冬季有十二条河流干涸,汶水、洙水在冬季三成河道淤成湿地,请下令让百姓九月种下麦子,夏至日收获,那时季节性降雨还没下,有利于农业生产。”齐桓公说:“好。”下令让百姓九月种下麦子,次年夏至日收获。计算所收割的庄稼,一次收获所积蓄的产量相当于两座大城的税收。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善于利用天时和辨别地利,来得到城邑的方法。
核心内容解读
本篇第五节阐述了运用轻重之术, “夺然后予,高然后下,喜然后怒”的治民方法。“泉雨五尺,其君必辱”,意思是说自然灾害或过度的丰收会导致国家的治理出现问题,君主的威信受到损害。“食称之国必亡,待五谷者众也”强调了过度依赖物质资源而忽视其他治理手段的危险。“故树木之胜霜露者,不受令于天”,用那些能够战胜霜露的树木不需要依赖天命,来比喻那些能够自立自强的人或事物,不需要依赖外界的帮助。“家足其所者,不从圣人”是说,那些家庭富足的人不会听从圣人的教诲。这句话强调了物质富足可能导致人们忽视精神和道德的教化。“故夺然后予,高然后下,喜然后怒,天下可举”先剥夺然后给予,先高高在上然后谦卑,先喜悦然后愤怒,这样天下就可以被治理。这句话表达出作者对于人性心理情绪的认知,强调了治理国家需要灵活运用各种手段,把握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平衡,才能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
本篇第六节阐述强本节用不能存国,只有运用轻重之术,“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才能“朝天下”。这段话的意思是,单纯依靠加强农业生产和节约财政用度虽然可以使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并不足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管子举了纪氏的例子,说明即使农业生产和节约财政做得很好,但如果不能有效管理和利用这些资源,最终也会导致国家的衰亡。因此,管子认为,治理国家不仅要注重经济上的强本节用,还要在政治和军事上保持优势,使得天下对自己俯首称臣,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七节阐述“善因天时,辨于地利”而开辟大都市的方法。这段话的核心在于如何在不增加暴力和破坏的情况下,通过合理的农业安排和水资源管理来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和农业生产的提高。管子建议合理安排农事活动,如在九月种麦、冬至收获,不干扰和加重人民的负担,不妨碍农事活动。现代农业政策也强调通过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例如,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等。这些措施与古代的利民便农思想一脉相承,都是为了通过政策和措施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生活水平。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什么是货币:支付工具与价格标准的统一(二)
作为货币,首先是价格标准。价格标准功能在不同的场景下,有不同的表述,比如记账单位、价值尺度、计价标准等。
价格标准功能,形象的表述是指货币可以像一把尺子一样衡量商品和劳务的价值。价格标准功能体现了货币在不同商品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我们知道,不同类别的东西,比如树木和汽车,是不能放在一起比较的。但是,如果借助货币,不同质(类别)的商品和劳务之间,就可以建立起数量上的比较关系,具有相互交换的可能。一切抽象的和具体的物(甚至是意识),都可以通过货币转化成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即价格),转化为抽象的、无量纲的数字,不仅可以从量(价格)上比较,还可以建立起可执行的联系(交换)。货币的这种化质为量的能力,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价格标准。价格标准这一功能,是除了货币之外,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不具备的。基于此,有人甚至认为,单凭价格标准这一功能,就可以定义货币。但是,如果这样做,肯定也会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原因是,有时候价格标准可能只是观念上的(如同商店里价格标签上的数字)。在媒介商品交换或者现实支付中,单凭观念上的货币是不够的。
人类有史以来,社会经济活动从大的趋势上讲,总是在向节约交易成本的方向演进。这一原则要求在一个统一的市场内,价格标准是唯一的。不难想象,如果有若干价格标准充斥一个市场,会混乱到何种程度。试想,如果价格标准是唯一的,市场上有多少种商品就有多少个价目表。如果价格标准不是唯一的,在一个具有n种商品的市场里,价目表最多可能需要有n(n-1)/2个!这种混乱状况,不符合人类社会实践的效率要求。
在货币史上,常有若干种货币共同流通于一个市场之内的现象。比如大名鼎鼎的复本位制。但是,货币流通的历史经验是,即便再多的货币在市场上充当支付工具,它们的价格标准,也只能是众多货币中的一个,其他货币需要通过折算成若干充当价格标准的货币来参与流通。还有一种可能,也是我国货币史上常见的现象,当贵金属(金银)和贱金属(铜铁等)共同流通时,在日常的、一般的市场交换中以贱金属为价格标准,而在稀有的、奢侈品的市场上则以贵金属为价格标准。这种现象并没有否定“一个统一的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标准”的论断。因为在贱金属和贵金属共同流通时,它们明显分属于不同的市场。因此在不同的市场中,价格标准是唯一的。
价格标准的唯一性,意味着在同一个市场内,真正的货币,或者说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货币(本位币)只能有一个。但是,在货币史和货币流通实践中,可以观察到,同一市场内同时参与流通、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被称为货币的物,往往可能有多个。这涉及货币的另一项基本功能。
货币的另一项基本功能是支付工具。
货币首先作为支付工具并一直作为支付工具而存在。简单直接地讲,货币在实践中的应用,就是实现支付。马克斯·韦伯说:“从历史过程上看,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比一般的交换媒介职能出现得更早一些。”经济人类学的证据表明,在早期的人类社会,货币作为支付工具是其最基本的用法。在货币史上,货币作为支付工具,绝不仅限于人类物质方面的活动,“祈神消除”宗教上或精神上的负债也是支付,毋宁说后者才是支付活动的起点。
教科书上将交易媒介也作为货币的主要功能之一。其实,交易媒介之说,只是在交易过程中货币的即时支付行为。如果以交易达成为基点,货币在充当交易媒介的过程中,可能是事前支付(定金),也可能是事后支付(清偿债务),更有可能是即时支付(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显然,这些可以统称为支付。“支付”可以涵盖所有交易过程。换个角度,支付的行为,只是针对交易中的一方讲的,如果从双方共同的角度、从完整交易的过程来看,支付即媒介。所以,没有必要将即时支付再以交易媒介的名义从“支付工具”中单列出来。
还有人纠结于价值贮藏功能。所谓货币的价值贮藏功能,是指货币在不同时间点上,交换价值的稳定性。这是对货币之所以为货币,理所当然的要求。因为货币作为价格标准和支付工具,本身就要有一定时期内的价值稳定性。货币对于人,“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货币只是个人在时间轴上配置资源的工具,是用于平滑生产与消费、收入与支出的工具,或者是代际财富传承的载体。如果货币价值没有时间上的稳定性,甚至人们预期到货币会大幅贬值,那么人们就会拒绝接受和持有这种货币,货币进而会失去价格标准和支付工具的功用。所以,价格标准和支付工具这两种功能本身,就有货币价值在时间上的稳定性的要求(币值稳定)。为了分析的方便,没有必要再去专门强调价值贮藏功能。
什么是货币?我们的回答是,货币是价格标准和支付工具的统一,那些既是价格标准又是支付工具的物品,是货币。
货币演化的一般逻辑应当是,价格标准是后天形成的,而支付工具却是先天具备的。货币史的实践,应当是某物先作为支付工具进入流通,当其在流通中逐渐获得人们普遍的一致性预期之后,才会成为价格标准。这里的关键是,只有当某支付工具成为价格标准之后,它才能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进一步讲,充当价格标准的东西,一定能够充当支付工具,如果它真实存在的话。道理很简单,既然它能衡量商品的价值,当然也能用它换来商品。但是,这句话反过来讲,凡是充当支付工具的东西,是否就能充当价格标准呢?答案是否定的。现实中有较多充当支付工具的物品,但它们大多数不是价格标准。那些只能充当支付工具而不是价格标准的物品,虽然人们习惯上也称之为货币,但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货币,只能是代用货币。
代用货币作为支付工具,是依附于真正的货币(本位币)之上的。作为支付工具的代用货币,只是价格标准的执行者,它本身不是价格标准。但实践中人们也称代用货币为货币,并将其与真正的货币混同起来。货币史上,如果代用货币能够与真正的货币建立起比较紧密的联系,比如那些兑换得到严格保证的纸币,那么,因为其使用方便、支付效率更高,在流通中会受到欢迎。南宋孝宗时期,市场上出现了“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景象。淳熙年间的会子流通,曾被朝臣们誉为“楮币重于黄金”、会子“重于见(现)钱”,市场上甚至出现“军民不要见(现)钱,却要会子”的情况。当今人们在小额支付时多用支付宝、微信支付,而少用现金,也是一样的道理。
代用货币的存在,意味着客观世界的货币供给有层级特征。稳定的货币流通中货币形式往往是双层结构的,既有作为严格意义上将价格标准与支付工具统一于一身的真正货币,又有依附于(真正的货币)价格标准之上的仅仅履行支付工具功能的代用货币。货币史上,以及当前的货币供给,大体上都是这样。比如说在中国货币史上,长期的铜本位时期,足值的铜铸币就是流通中真正的货币,而那些同时期的“当十”或者“当百”的“大钱”,那些铁钱、铅锡钱,以及同时期流通的可兑换或不可兑换的纸币等,都是代用货币。在金本位时期,黄金是真正的货币,而同时期流通的银行券或可以兑换黄金的其他货币,都是代用货币。在当今信用货币流通时,现金是真正的货币,而商业银行派生的存款货币,则是代用货币的现代版本。货币供给的层级特征,真正的货币与代用货币共存,是货币史上的常态。
(完)
参考资料
《货币常识:历史与逻辑》,李义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8月
《治道:商鞅治秦与现代国家治理的缘起》,叶自成,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月
《国富策:读〈管子〉知天下财富》,翟玉忠,博瑞森管理图书,2018年12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