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回乡，在家小住一月。
炎炎夏日，湿热的海风裹挟着阳光，糊在脸上，舌头一舔，满是咸涩。打开旧风扇，坐看空气氤氲流转，夏天便正式住进了我家的小阁楼。
那阁楼里，长年住着一位鲐背之年的老人。父亲说，他是和这栋番仔楼一起长大的，将近百年了。乡里人都尊称他——“糖王”。
可我更愿意叫他蔡老伯。因为现在的他，手边没有一颗糖。
蔡老伯住在一栋两层的连体红砖番仔楼里。楼顶虽已野草萋萋，却难掩其精致的雕花与骨子里的“国际范儿”。他很“潮”，学年轻人宅家。一次，我按捺不住好奇，偷偷爬上了阁楼。
在最后一个拐角，我探出半个身子，屏息望去。
阳光温柔地倾泻，覆在他佝偻的背上，将那件干净的老式白背心映得发亮。他站在那里，凝神，静气。随后，手起，笔落。我的目光顺着他树皮般沧桑的手臂，聚焦于笔尖——一滴饱满的墨，正欲坠未坠。
“啪！”
墨汁晕开，他鼻梁上的老花镜也随之滑了一下。他扶稳眼镜，捏紧笔杆，一口气写下。我心中讶异：九十多岁的蔡老伯，竟在用毛笔写家书？这信，要寄往何方呢？
他忽然停下笔，轻轻抬起头，望向远方，目光仿佛穿越了海峡。
那一刻，阳光勾勒的仿佛不再是垂暮老者，而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那少年东渡菲律宾，从贩卖糖粒做起，凭汗水与信誉，将生意一点点做大，终成一方商贾。功成名就后，他并未留恋异乡繁华，而是归来创办女子公益学校，让渔村里无数目不识丁的妇女，第一次触摸到了文字的光。
思绪被一声绵长的“嘎吱”打断。蔡老伯摘下眼镜，摇晃着身子，挪到一旁的旧藤椅上躺下。老藤椅不堪重负地呻吟着。他蜷缩其中，闭目小憩，像一只被时光抽干了水分、紧紧缩回壳里的老蝉。
我悄声退下。在最后一道台阶口，我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轻轻放下。
曾经的“糖王”，用糖甜了故乡，如今他的世界里却再无一颗糖。这颗糖，敬他那比糖更甜，却也已远去的辉煌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