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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办公室政治。
建筑设计院内部的架构一般是将建筑设计和其他的水、电、结构、暖通等专业分开。
建筑设计是参与竞赛和为其他部门争取工作的龙头，而其他部门则更像是一架流水线生产机器。
我有些希望成为一架机器。因为只要埋头完成工作，就能获得内心的平静，不需要自己作太多选择，可以平淡地度过每天。
究竟是内心深处的选择，还是被命运捉弄，我从来没有能在流水线上站太久。
我逐渐知道老周在这家设计院中的位置。
他与其他两个同学合伙，最初只是作为顾问参加。但老周隐藏着吞掉同学股份的野心，另外两人何尝不是如此。
老周的两个同学，其一名为老宋，另一名为老万。
老宋与老周同为顾问，两人言语间时有摩擦。不久，压力便到我身上。那时我浑然未觉，只感工作越做越难。
白天的时候，上交工作成果时找不到老宋，而每天他都定时在下班的时间点出现，交给我新的工作。
连续数周连夜和双休加班令我身心疲惫。
而另一方面，老万则希望我从老周的指导下独立，培养我去参加与商人及官僚的会议。
这些会议令我深刻体会到，所谓的“做技术”大概只是一个笑话——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
这个社会上，官僚和商人大概都被扭曲为某种非人。一旦进入相应的环境，便是怪相丛生，使人惊疑。
日本有妖怪一说，京极夏彦把妖怪等同于角色。仔细想来，在那些做戏的剧场里，每个人何尝不是某种妖怪！
在政府建设局的会议上，我只是个发放图纸的小童。
长条形的会议桌边，有眯着眼躲在茶杯氤氲之后藏起獠牙的，有看似忠勇刚直莽撞直言的，有昏昏欲睡丝毫不感兴趣的，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在下棋。
平日里高谈阔论的老万，坐在市政会议的报告席上就像个待审的囚犯，每一句话都说不利索，反反复复地重复着语癖。
而官僚们则各有各的脸谱。虽是进行建筑设计的报告，实则每一次争论，都涉及牵扯到更为遥远处的某种利益。官僚们争论的焦点远远超出“建筑”的范围——会议席间云山雾罩，气氛变化极快，时而死气沉沉，时而险恶凶险。
我甚至有点同情作汇报的老万，他就像个被拉上讲台罚唱儿歌的小学三年级学生——那些他对我提出的要求——那些让我加班熬夜将图纸美化，亦或是对细节的仔细考虑——在官僚的眼里绝大多数时候根本不值一哂。而所有真正的需求都由官僚说了算，这便是我见的现实——外行人的领导只要一句“我更喜欢......”就能将熬夜数日的工作化为乌有，真不知我是应该庆幸还是悲哀，在工作之初便见到这样的现实。
有故事说：三泥匠用砖砌墙，外人问其所为何事。其一曰砌墙，其二曰建筑，其三曰为城；我曾以为我在建筑，而此时却知自己只是为人砌墙！
实话说，这样的现实，在现在看来乃是常态。但那时却年轻气盛，一日终于冲进老万办公室，将如上感言当面陈述。
老万苦笑地看着我说：这个......现在行业就是这样......
我不记得那几天是怎么过的，只记得当时应该是相当的玻璃心，被踩碎的玻璃心成了玻璃渣。上班的时间在某个公园里坐了一整天。我想要发泄，想要找一个情感的出口，我想要哭，但是眼泪却流不出来，我大概是从什么时候起没有眼泪了呢？那种没办法发泄的情感在血管里奔流，想要毁掉所能看到的一切。
错了，都错了！我的父母教我从小学习技术，长大能凭借一技之长吃饭。
为此，我度过了没有青春的初中，没有记忆的高中，没有理想的大学。现在我还要接着度过没有意义的一生！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辞了职，家人埋怨我没有和他们商量就突然辞了职。
当时开始流行“裸辞”这个词汇，便很时髦地被用在我的身上，给贴上了标签，就更加利于被人分析。于是我听到的便是“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呀......”
四面楚歌，但仍未算众叛亲离。
大学毕业时，我有一小群相对独立于主流之外的朋友。这群人绝大多数若非性格古怪便是不修边幅，大抵是不为大多数人所喜的。
我与怪人多有交往，是因为他们欲望的表现方式虽不为别人所接受，却是真实的。
正是我辞职之际，我的一个朋友从广州回学校拿毕业证，见了我便说“来，我们一起啊”。
此君被我称为“超哥”。当年在寝室沉迷游戏时，为下决心不去考试，我曾撕掉过六级考试的准考证，而超哥则令我用锁将他反锁在寝室里。
于是我二话没说，草草收拾了旅行包，便去往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