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驯服了媒介还是媒介驯服了我们?

戴维.莫利用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从地理和历史两个维度理解“现代性”以及手机等新媒体科技对于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文化意义。在这里,我们暂不去讨论宏观层面对大量关于现代化的新形式,以及相关的地理问题,而是从微观角度对另外一些新的形式,即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科技进行探讨。

威廉姆斯认为,“移动的私人化”为人们提供了双重满足,一方面人们可以待在家里,待在他们熟悉的安全领域,同时他们可以在虚幻中去到以往的人们不曾想过的地方旅行。”5G智能时代已经来临,我们考虑的再也不是互联互通而是在虚幻的场景中找到一种真实的存在感,VR、AR、可穿戴设备,新技术一大批涌现,我们在享受科技的同时获得了沉浸式的满足感,我们置身于强大的数据流里,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待着,在这种实时传播中,我们通常是生活在两个大脑中,同时,还要赎回那些在此过程中错过了的点滴信息。这种信息焦虑感相信置身于媒介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我们希望那些映入眼帘和那些不被翻阅不曾了解的信息流涌入自己的大脑,离开手机或者这些成千上万的信息节点脱离之后,我们根本无法适应。为什么说手机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心理上的茧,原因也在于此。另外,也形成了一个“社会门”打通这道门,获得的是无限量的社会讯息和看似牢固坚挺而又及其脆弱的社会关系。

当然,手机也只是形形色色高科技的一个代表,科技永无止境,不管科技带给了我们什么优胜之处或是将我们束缚其中,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科技,这种“移动的私人化”媒介的态度。这里,我很赞同书中汤林森的观点,我们不能把这些新科技看做是“文化地平线延伸工具或本地束缚中狭窄的出入口,或者实现世界主义的工具。我们应该把他们看做是一种炉边的科技,一种不完美的工具。”人们可以通过这种科技手段,在这个以流动性和去疆性为特点的时代,保持来自文化的安全感。我们不能有多仰慕他,只能把他当做炉边科技来消除这种距离焦虑,保证在陌生的环境,用这种手段沟通熟人,来缩短远距离,构建自己的安全区域,而科技只是一个手段,只要不在本地束缚的狭窄路口堵住,就能在享受的同时达到与媒介博弈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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