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文化里，可能是在所有的文化中，理解的关键是明白什么导致了什么。通常，如果能够分离出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发生的一个原因，我们就会觉得满意了。比如，如果我们网购的那款指甲刀在应该到货的那天没有到，我们就要问自己为什么。什么可以解释这个相对来说很小的事情呢？可能的解释也许会闪过我们的脑海：包裹的地址写错了；包裹到了但是被路人偷了；由于快递员疏忽，快递没有送达；也许我们压根就没有下订单买指甲刀；也许这不是我们的房子。一旦把其中任何一种可能分离出来作为原因，我们就可以采取正确的行动。一旦理解了问题并且拿到了指甲刀，我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抛之脑后，根本不再想它。
我们会有想要完成和理解我们世界的动机。这些动机本来对我们来说是好事，直到我们需要面对巨大的、压倒性的创伤体验。特别是对于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解释的、不可预测的事件。回想一下我们提到的那个被醉酒司机撞死的好朋友的例子。可以说，你永远无法通过说再见去完结你与好朋友的关系。而且你几乎很难从这个事件中找出什么意义。尽管如此，我们的大脑会被建构，或者说我们的心智会被训练，让我们继续去完成并且寻找意义。
一些宗教提供了无意义悲剧的意义：“上帝有他的计划”，或者“当我死了之后，我会看到我朋友”。另一些人的视角可能更疏离，他们觉得死亡只是生命进化的推动力。一些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在面对某些创伤时，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应对得更好。
但是这件事情远远超出了宗教范围。我们经常太想要找到意义，以至于自己都变得不理智了。一些有趣的实验表明，如果看到一些人没有缘由地被虐待，我们很可能会编出一个理由。一个很方便的解释就是责备受害者，尤其是那些相信这个世界根本上是公平公正的人。你越是相信这个世界是公正的，就越会去合理化那些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不公正的事情。这样的合理化让人可以坚守“我们生活在公正的世界里”这个信念。
对于那些可以轻易解释坏事的人来说，不管这种解释是通过抱持强烈的宗教信念还是更加偏执地责备受害人的信念系统完成，他们都不会感觉到焦虑。然而，大多数西方社会的人已经远离了对于悲剧和创伤事件简单地因果解释。随着意识到世界是模糊并且不可预测的，我们对于不能完结和不能理解很多事情的焦虑也接踵而至。
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很自然地寻找一件事情的意义和它的完结，同时又知道在某个层面上，它并没有意义并且不能被解决。我们聪明到了会伤害自己的程度，却不愿承认。事实上，对那些乱伦女性受害者的研究发现，对于意义的追寻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变成徒劳和不健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