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上班的路上，喜欢听南京广播电台卢涵和杨侃主持的《城市乐动听》节目。妻说杨侃的声音有磁性，辨识度高，我觉得卢涵的声音特别灵动活泼，这档节目我俩每天在路上能听半个小时。
今早上班路上听的节目中卢涵和杨侃谈到加缪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随口对妻说：“加缪写过《鼠疫》和《局外人》。”这两本书我几年前曾看过，《局外人》写的什么已经忘记了，《鼠疫》因看过两遍，故还能模糊地记得一些。
这会儿已近中午，坐在办公室里想到了李雪琴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说过的“塑料袋理论”。当时她说：“东北家庭习惯攒塑料袋，有时候点了外卖，会把干净的袋子留下来。出去买个菜，回来又收获了一个袋子。一来二去，就攒下了大大小小各种塑料袋。家里人会把这些塑料袋都收拾好，放在一个柜子里。外人看到了偶尔会说，都什么时代了，还留着一堆塑料袋不舍得扔。但神奇的是，有一天你不知道需要用什么东西去装物件的时候，总有一个袋子能派上用场。
李雪琴说的“塑料袋理论”意思是看似无用的东西实际上是有用的，是能派上用场的。
“塑料袋理论”中的塑料袋其实和某些书一样。有的书读了会觉得大有裨益，而有的书读过了似乎毫无用处，时间长了还会忘记。后一段话看似有道理，但和“塑料袋理论”是相矛盾的,那到底对不对呢？
谈到这，想到自己读过的一些书，比如马克·奥勒留的《沉思录》、让·雅克·卢梭的《忏悔录》、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还有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些书读的时候痛苦，读过后大多也被忘到玉米地里了。在我，读过的这些书似乎毫无用处，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收获。
但静下心来细细地想，读过的这些书还是有用的，读的这些书给了我一些底气，确切地说给了我一些别人根本看不到的，独属于我自己的底气。
包括看过的一些小说，如张恨水的小说、张爱玲的小说、莫言的小说、刘震云的小说、余华的小说、一些外国作家的小说等等，还有刘亮程、季羡林、三毛等人的散文，读这些书不仅让我在文字中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事，经历了不曾经历的时代，还让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和问题时，能冷静地思考，理性地对待，更让我在权贵和高知面前心有底气。
我常自嘲，说自己是低到尘埃里的草根，是根正苗红、如假包换的贫二代，不是在金窝子里打着滚儿长大的官二代、富二代，不是高居庙堂，左右乾坤官员。
时光倒退二十余年，我曾在工厂里干过八年的机修工，也曾做过流水线上的提线木偶。夸张地说，那八年我如同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犯人——像托尔斯泰笔下的玛丝洛娃，就是和满清时期流配到宁古塔吃风喝雪的犯人也有的一比。
可是，上面这些都是夸张的自嘲，也仅是自嘲——拿自己开开涮。
实际上，在有的人面前，我会在心底说：“哼，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自有我的强项，你算老几。”
这种私底下有些“张狂”的心态和想法，源自于我读过的那些看似无用的书，源自于读过的很多已“忘记”的书。是这些看似无用的，如塑料袋般的书，在我内心里埋下了自信和自省的种子，让我知道人的自我认知有四重境界——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知道自己不知道，知道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知道，让我不像有的人在权贵面前唯诺，在上司面前谄媚，在下属面前跋扈，也让我在失意时坦然，得意时淡然（最后一点要特别感谢看过的杨绛先生的书《洗澡》）。
所以，有些书在某种意义上如同李雪琴口中的塑料袋，特别是一些“闲书”和“无用书”。所以，有些书终归是有它的用处的，哪怕被看过后，搁置在犄角旮旯身附灰尘，被遗忘，被人说：“都什么时代了，这些书有什么用。”
写到这儿，想到上面谈到的这些想法大抵不会被有的人认可，甚至会被有的人嘲讽，但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曲士不可语道。何必去管别人的看法呢。人活着，在自己的道场里修行，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不让风吹歪心中的帆，多为自己备些“塑料袋”，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