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我今年三十七岁，假如以这个年龄来划分的话，把我划拉到青年那一堆儿，我想我会有些害臊，但假如把我归了到中年那一堆儿呢，我又多少有些不甘心，或许还会夹带着不情愿。可不管归到哪一堆儿吧，我的路已然是走过了一半。好吧，一半就一半，谁到了我这个年龄不是在无奈中感慨人生苦短岁月如梭呢？不过，有些时候，我倒是真想让时间过得快快的，恨不得赶紧把此生给交代个干干净净。可到了享受到一丝的幸福与片刻的安宁的时候呢，我反倒想要时间过得慢慢的，就像手表上的分针和时针，乍一看，一动不动的。这两种极大的反差一直折腾着我，甚至于让我觉得自己是不是患了某种心理疾病。
其实，我自己清楚，我患的是心病。对于心病还得心药医的道理，我懂。可我开不出方子。我横是不能像很多流水线造就出来的中医似的随便开个方子糊弄自己吧？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好好和自己谈谈，奉劝自己该放下的总是要放下。可到了第二天，当我看到这个糟糕绝望的世界，我一下子又想起了不堪的自己，心里的那些个烂事儿也就又重新系成了疙瘩。我终归是放不下。既然做不到像正儿八经的佛教徒那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又无心药可医，那我就谈谈自己的前半生。
我出生在一个叫孔镇的小地方。在那里，我念完了小学和初中。再后来，我又奇迹般地考上了高中。如果不经过努力的只能说是幸运，而经过努力的才会出现奇迹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幸运与奇迹和我就再没有过任何交集。是的，我没能考上大学。这也意味着我将提前踏足社会，从此脱离父母，靠自己养活自己。
我得活着。想活着就需要找份工作，可我一没技术二没关系，想找一份工作难比登天。那时候，摆在我面前的唯一出路便是子承父业，踏踏实实地做个农民。但我又不甘心把自己的余生都交给土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压根儿就不是人过的，我认为。于是那段时间里，我经常独自往城里跑，只要看见店面玻璃上贴着招聘启事的我就进去问问。可以预料，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他们不是嫌我年龄太小，就是嫌我什么也不会。
我不甘心，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就在我即将向父母的软磨硬泡与将要耗尽的耐心妥协的时候，我又跑了一次城里。那天恰巧赶上一家超市开业，大门的旁边贴着一张大红纸写成的招聘启事。我在招聘启事上看见理货员、收银员、还有保安这些岗位。为了尽快找到工作，我应聘了最低等的岗位——保安。给我面试的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三十多岁，个头儿不高，但是却很有威严。“徐纬铎，明天能来上班吗？”在一间类似库房的地方，他有意无意地问我。“能。”我腼腆地点了点头说。“那明天来上班吧，工资一个月六百块，包住不包吃，一周休息一天。”他把我最关心的也告诉了我。就这样，我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回到家后，我把应聘成功的事告诉了我的父母。不过，在他们的脸上，我并没有看到有任何替我高兴的喜悦之情。其实，我也清楚，保安本就不是招人待见的工作，挣的不多也就罢了，还没有一点儿技术含量，说它是吃青春饭都不为过。最残酷的是，年纪轻轻的当保安，一旦到了结婚年龄，几乎没人瞧得上，哪怕拿它和农民相比，或许都矮上一截儿。可是我不管，只要扎进城里，就意味着和农民之间划了一条道子，脱离了关系。
第二天一大早，我把母亲为我准备的铺盖卷儿塞进尼龙袋子，用自行车驮着就进了城。到了超市，我找到给我面试的胖子。这时，我才知道他是超市的保安队长。他把我带到了宿舍——一间十几平米，却摆着四张上下铺的房间，“你就睡这张床吧。”他指着其中一张高低床的下铺说。等我把尼龙袋扔在床上，正要拿出铺盖时，他又拦住我说：“你先别忙着干这个，走，跟我走。”我老老实实地跟在他屁股后面。快到超市正门时，他说：“咱们超市刚开业，人手不够，你今天先在这里站一会儿，给，”他手上多了一只笔，“从这里买完东西出去的顾客，记着，在顾客的小票上划个道子。”说完，他走了。
队长走后，我发现对面有个人在打量着我。他的个头儿比队长高一些，但没有队长那么胖，大概二十出头儿，脑袋大而圆，一对童叟无欺的大眼睛，板儿寸的发型，一副很好打交道的样子。从他手里也拿着笔以及身上那件淡绿色的工作服，我猜他也是这里的保安。“嘿，刚来哒？”他向我翘了一下下巴，把微笑与客气全藏在了眼里。“嗯。”我点头说，“你也是刚来的？”“我呀，都来了好些天啦。”他一边让顾客出示小票，一边和我聊天，“喏，看见没有，那些个货架上的，都是我们前段时间摆好的。”他指着货架上的商品说。
一个上午的时间，他把自己的底细就全交代给了我，其中还包括他在这里的外号——小胖。而我对他，也毫不吝啬，把没有考上大学却又妄想着往城里钻的愿望告诉给了他。到了中午，队长让我们两个轮流去吃饭，吃完了饭，下午就剩下我一个人在门口目送购物而去的顾客。
如果说一个上午我都沉浸在找到工作，并且能挣钱养活自己的喜悦之中，那么，到了一个班上完，我已然发觉钱不是那么好挣的。是的，我不光是两腿发酸，就连腰都麻木了。我记得那天我没吃晚饭，不是我不饿，是浑身的疼痛让我迈不开步。转天上班，我就有了偷懒的想法——靠着后面的玻璃门休息一会儿，可我发现收银台和客服处的那些人的眼睛却时不时地朝我这里打量，而且我还发现头顶上悬着一个摄像头。经过短暂的衡量之后，我决定像个机器似的杵在原地。
真正适应这份工作是在两个星期之后。这倒不是我的体格有了长进，而是我学会了变通。顾客少的时候，我会站在原地跺脚，活动一下下半身；顾客多的时候，我偶尔会故意把笔从手中脱落，趁着捡笔的功夫活动一下酸痛的腰身；我清楚，这种适应只能说明我能坚持干下去，但每个人心里都有惰性，我也不例外。一个月后，小胖再次建议我给队长一点孝敬，“告诉你，这钱你非花不可。大家都给，你不给？用不了多久，咱们队长一准儿找人顶替了你，到时候，你的工作可就没啦。听我的，偷偷地给他塞上一百块钱，以后你能轻松很多。”小胖像讲道理似的跟我说。
我妥协了，听从了小胖的建议。一发工资，我就找到了队长。看看四下无人，我像个扭捏的小娘们儿涨红着脸把钱递给队长。队长呢，就像我原本就欠了他一百块钱一样，抓着钱就塞进了自己的裤子口袋。还别说，自打那之后，我也可以像其他人那样，轮流着去盲区转悠，去监控室坐上好一会儿。有生以来，我头一次体会到行贿的甜头，可就是我那一百块钱花着实令我心疼，要知道，我一个月才六百块钱。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渐渐地体会到做保安是幸福的。白天，我们在谈笑中结束工作；晚上，我们在宿舍里肆意妄为，抽烟、喝酒、打牌、聊女人；一开始，我并不会吸烟，有人递烟给我一般都会被我婉拒，但时间一长，我也就开始吧嗒上了，久而久之，也就会了。至于喝酒，我只知道往胃里灌，丝毫品味不出其中的滋味，只清楚喝大发了难受一晚也就过去了。说起打牌，大家伙似乎都对我有些意见，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赢不输。有人或许会说，只赢不输不是好事儿嘛。是好事儿，对我来说是，可对其他人来说就未必了吧？其实大家伙对我的意见倒不全集中在赢钱上，而是我赢的窍门儿——等点儿，有些让人愤怒。
其实也不是我非要这么干，而是现实不允许我输钱。整个保安队，我是唯一一个乡下人，说得难听一些，我是真的输不起。一个月六百块钱，发了工资要给队长一百块的孝敬，除此之外，我还要吃饭，还要象征性地交给家里一些，哪里还有钱可输的呢？我只能在赌牌的时候耍些心眼儿，凡是牌面不好，我一概扔掉，由着其他几家拼杀，我慢慢地等，等到点儿上来，牌面比较硬的时候，我会不动声色地开始下注，拿住了对方，我开始加大筹码，这样一来，我的胜算最大，自然赢的也就越多。可时间一久，宿舍里的人也就清楚我只有在牌面硬的时候才下注。他们拿我没办法，所以一有了牌局，我成了最让人讨厌的那个人。
等大家玩儿尽了兴，到了快要休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帮人就开始发情了。他们满口污秽，谈论的尽是些比澡牝还要肮脏的词汇。我受不了这个，所以这个时候我往往会走出宿舍，到马路上散散心。
独处对思考是有益的。我在独处中学会了思考。暗黄的路灯下，我前面的影子仿佛成了未来的我，于是我经常和未来的自己对话。我的路该如何走下去，是继续在这里苟且偷生般地当一个小小的保安，还是放下青春饭去学一门手艺，以便日后有个好出路？然而，从安逸中踏出去就犹如从温水池里走向寒冷的户外，我既不情愿，同时也对不可知的新环境心怀胆怯。
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毅然决然地从温水池里走了出来。说起这个机会，我必须感谢小胖。他的一个亲戚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由于集团公司要新建一家工厂，需要招大量的工人，他把消息透露给了我，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再清楚不过，假如错过了这次机会，那我只能吃完现在这碗青春饭之后老老实实地回家种地。于是，我答应了。
对于去城市里闯荡，我的父母是喜忧参半。他们既希望我去大城市学些本事，以便日后能够光宗耀祖，同时也为我能不能在城市里站住脚而感到忧虑。其实，我又何尝不是顾虑重重呢？在县城当保安，虽然没什么前途，但好在离家近一些，心理上多少有些依靠。一旦走进城市，无亲无故，还陌生，这让我多少有些犹豫。可犹豫归犹豫，我横竖都是要去，因为我没有任何退路。
临行前，母亲将我这两年给她的钱又都塞给了我，加上我自己攒的，总共两千块钱。转天，我背着铺盖，手里提着包，坐上了通往城市的长途大巴。
从长途站出来时，天已经快黑了。我见车站对面的一个小旅馆门前的牌子上写着‘一晚四十’，想着不算贵，随即决定在车站住一晚，第二天再去厂里报到。那晚我决定奢侈一把，下了馆子，点了一份回锅肉和一盘素什锦，还要了一瓶啤酒。这是我工作两年以来吃的最好的一顿。我想反正从明天开始，我就要挣大钱了，提前享受一下并不过分。可等我第二天到了工厂，才发现事实并没有我想象的那般顺利。
工厂确实建起来了，生产设备却还没有安装，这也就意味着工人没活儿可干。人事科的人也没有给我办理入职手续，他们只告诉我被录用了，让我回去等通知。我问他们什么时候会上工，他们说也就三五天吧。老实说，三五天并不算长，可我是外地的，这段时间我该到哪里落脚呢？寻思来寻思去，我决定还是回车站的小旅馆暂住。
到了第六天，我还是没接到人事的通知。我以为他们或许把我给忘记了。于是，我又跑了一趟工厂。“你看，设备马上就要安装完了，你再回去等几天吧，一旦开工，我一定通知你。”人事科的人指着厂房里的各种设备跟我说。我不敢问他所谓的等几天到底是多少天，我怕惹恼了他，到末了失去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出了工厂的大门，我犹豫了。我到底是先回家还是继续在这里等？回家的话，纵使可以减少住宿以及吃饭上的开支，可一旦突然通知我上工的话，我岂不是又要折腾回来？如果继续在小旅馆等呢，我又害怕长时间地等下去，毕竟我钱包里的钱已经用去了一小半。烦躁不安的情绪让我没心思去挤公交，我决定走回小旅馆。
在小旅馆里，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度日如年。早上醒来，我不再下楼去吃早餐，目的是为了节省一些开支；捱到中午，我才到楼下买一些垫饥的诸如火烧、灌饼一类的吃食。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尽管我整日里没活儿干，可火烧，我一次至少吃三个。灌饼，往饱了吃，我一次能干掉四套。可我不敢往饱了吃，谁知道我要在这里等多久呢？至于晚上，只要肚子能忍得住，我就不吃，到了实在饿得睡不着的时候，我才泡一碗方便面对付过去。
一天下午，我在房间里憋闷得实在无聊，于是来到街上闲逛。在一家卖二手家电的铺子门口，我看见一个电磁炉，老板说是修好的可以用，我花二十块钱买了下来。我想，我可以买些调料自己做点饭，这样能节省不少钱。可等我回到旅馆，在门口碰见旅馆老板——一个挺着大肚子，长相犹如黑社会似的男人——拦住了我，“哎？哎？哎？你手里什么东西？”他瞪着眼睛问我。我鼓足勇气把装着电磁炉的塑料袋子向上抬了抬，告诉他我想在屋子里自己做点儿饭。“你说什么？”他的脸色有些吓人，眼睛瞪得更大了，“做饭？你以为这是在你家，是吗？你在屋子里做饭，电费怎么算？还有，你把屋子熏得全他妈的饭菜味儿，以后谁还愿意住？你这不是成心毁我嘛，你呀，想住就住，不想住赶紧给我滚蛋。”
我羞愧地低着头，不知道是该上楼还是把手里的电磁炉退掉，就在这时，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走了过来。她相貌清秀，一头短发，长着一对会说话的眼睛，有点儿像南方人。其实，这段时间我见过她几次，而且还和她同住一个楼层，只是从未打过招呼罢了。虽然她的年龄不大，但我能从她的气质中看出她的阅历要比我丰富得多。“呦，程哥，闲着没事欺负起小孩子啦？”她闪着一对会说话的眼睛，一副玩笑的模样说，“算啦，你家大业大，不差那点儿电费钱吧？再说，大家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谁还不会遇到点难处呢？你程哥当年从江西来这里就没碰到过一点难处？”听了女孩的话，旅店老板似乎在回想自己当年的经历，短暂的思忖过后，他看了看我，“行，既然小阿绣替你说话了，就这样吧。只不过做饭的话只能在中午，而且你得把门给我关严实了，早晨和晚上不能做饭。你去吧。”我向旅馆老板点了点头表示感谢，然后又羞涩地看了一眼女孩，上楼了。
如果怦然心动是爱情的开始，那我必须承认我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好几次我都想走到她住的房间，借着她为我说话的幌子认识一下她。可想到自己囊中羞涩出身卑微，我鼓足的勇气又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干瘪了。直到某一天夜里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彻底断了这个念想。
那是夜里十一点多，我隐约听见房间外面有男人的咆哮声，出于好奇，我蹑手蹑脚地打开房门，探着头朝走廊里搜寻，发现声音的来源大致出自走廊的尽头。没过多久，从那里又传出了女人的呻吟声。当我看清那是小阿绣的房间时，我的大脑有些发懵，像是被人给打了一记闷棍。尽管我涉世不深，但也不难猜测到，她可能在卖淫。那一夜，我几乎没睡，一直到了早晨，我仍不死心。她那清秀的外表以及内心的善良让我不愿相信她是个沦落风尘的女人。我一直专注地听着走廊尽头的动静，大约是六点钟，我看见一个男人从她房间出来，而她，也站在门口向外张望。一刹那，我与她四目相对，从她羞愧的目光中，我更加确信她是在卖淫。
我在房间里躲了两天，在吃光了所有能吃的东西之后，不得不下楼买点吃的东西。可偏偏不凑巧，我在下楼时恰巧在楼道里碰见了小阿绣。由于我从小就被灌输一种对妓女的歧视思想，把卖淫视为天底下最丑陋的行为，于是我用鄙视而又冷淡的目光看向她。她也看了我一眼，也许是碍于我的鄙夷，她羞愧地低着头从我身边走了过去。自那之后，我再也没有遇见过小阿绣。
我是在发生那件事的第二周离开的小旅馆，住进了工厂为我安排的宿舍。宿舍和我之前住过的区别不大，两排高低床中间只有一条狭小的过道，没有独立的卫生间，也没有淋浴室。我来的时候，宿舍里已经住进了六个人，他们和我一样，也是刚来不久的生瓜蛋子。正式得到向往已久的新工作暂时麻醉了我对爱情失落的神经，我确信，充满光明的人生从这一刻开始了。尽管我干了两年超市保安，但我相信我作为一个出身农村的人，犹如与生俱来的对劳苦的承受能力还在，所以我觉得自己能够经受住工人的劳累。
我被人事科分到了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车间——热处理车间。在这个车间里，有两个十几米长的灰色长方形铁箱，前面的一个叫固溶炉，后面的叫时效炉。在两个炉子中间有一个很深的水池，经过固溶后的毛坯件要在水池里过一遍——淬火。毛坯经过淬火之后，需要工人拿着一个十几斤重的量具对工件进行整形。整形过后，工件要放回铁架上，然后再进行时效处理。我的岗位就是站在两个炉体中间给工件整形。
可想而知，我的岗位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我没想到背井离乡的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干一些体力活，甚至还不如农民种地的技术含量高。可我不能立刻辞职，一来，我为了这份工作付出得太多；二来，一旦辞职，我该去哪里谋生呢？一个农村来的傻小子，在城市里谋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么一想，我对小阿绣当初选择卖淫似乎有了些许谅解。晓得了自己没有任何退路，也就只能暂时先忍着。
春天不知不觉溜走的时候，我已经在热处理车间忍了三个月。由于体力消耗巨大，每个月七百块钱的薪水一分不剩地都花在吃饭上。夏天一来，我甚至舍不得给自己买一瓶冰镇饮料。每当摆满毛坯的铁架子从固熔炉里出来，热浪经过淬火池将我包裹住，又经过一阵超负荷的体力透支，我多想将一瓶冰镇饮料灌进自己的胃里啊，可这是奢侈的。
到了八月份，我的经济危机才有所好转，因为我已经过了试用期。可令我没想到的是，到了发工资的那天，我既没有旷工，又没有迟到早退，工作上更加没有偷懒耍滑，工资条上的数字却比当初答应我的少了足足三百块钱。我壮着胆子走进人事科的办公室，向当初给我办理入职的那位姓张的职员询问工资的事。“你的工资没问题呀。”他坐在工位里伸手把工资条还给我说。“当初进厂的时候，不是说转正后一个月一千五么？”我胆怯地问。“可现在咱们还是试生产阶段呀。”他的这个理由显得我是在胡搅蛮缠似的。我没敢辩驳，因为我看见他身后的那位人事科长鄙夷地扫了我一眼，但凡我再多说一句，他都有可能让我立刻滚蛋。我拿着工资条回到车间，一路上不停地为自己叫屈：“试生产关我什么事？难道你一直试生产下去，就要每个月都扣掉我三百块钱吗？”
了解到资本家的狡诈与无赖嘴脸，又想到自己每天都要接受高负荷的重体力工作，并且学不到任何技术，我决定想办法离开热处理车间。其实，想转岗无非就是一靠关系二靠钱。但现在是，关系，我没有。钱呢？除了开销，只挣了五百块。怎么办？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清楚，但凡想办一件大事，你就必须整天惦记着它，像做贼一样整天想着它，总有一天会有解决的办法。
转机出在末伏的那一天，班长让我和另一个同事去库房拉桶装水，恰巧的是人事科的那位姓张的职员也去拉水。在排队的空档，我们聊了起来。一来二去，我发现他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调到这里的，而且，他还向我打听起了当初介绍我来这里的人。我猜想，他应该也是想托关系把自己调走。我知道该怎么说对自己有利，于是我一再强调我和小胖是亲戚，他的亲戚也是我的远亲。就这样，临走时，我邀请他周末一起吃饭，他没有拒绝，很痛快地答应了。
周日晚上，我在宿舍楼附近的一家饭馆请他吃饭，聊天中我知道了他叫张辉，在总部人事部干了两年，因为建新厂，他被调到了这里。他还抱怨新厂地方偏远，生活条件差。而我，晓得做事的艺术，帮人的事绝不能上赶着，要等对方先开口，然后再故作为难的勉强答应，非这般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待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他才带着点醉意问我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回总部去。想到我与小胖的关系，我更是不敢信誓旦旦地答应。“张哥，你的事太大了。”我装作为难的样子说，然后见他无奈地点了点头之后，我又继续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保证给我亲戚打个电话，让他争取给你调动，事情成了你不用谢我，但事情没成，你不能埋怨我。”说完，如我所料，他激动得不知道怎么好了。
虽然我耍心机使了心眼儿，但我并不是说空话不干事儿。第二天，我抽空给小胖打了个电话，求他跟他那个亲戚说一下张辉调动的事，不管最后成与不成都没关系。小胖答应了。本来，我对这件事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可没成想，一个星期后，张辉来到车间找到我，先是像欠了我一个莫大的人情似的谢了谢我，然后又告诉我他们科长老郑不放他走，他调动的事儿泡汤啦。而我则一边挥动榔头给毛坯整形，一边安慰他其实不走也挺好，说明他对领导来说是个有价值的人，将来说不定就能接科长的班。他在无奈中相信了我的说法。自此，我们成了莫逆之交，尤其是我，有了一种结交权贵的感觉。
为了不让张辉觉得我帮他纯粹是一种利益交换，我并没有着急跟他说我想换一个能学技术的岗位。约莫两个月后，我听说精加工车间在招人，我才觉得时机已经成熟。记得那天正好是中秋节，我们被领导安排加班，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跟他抱怨现在的岗位除了卖力气之外学不到任何东西。“精加工车间正在招人，你可以试着转岗。”他说。我等的就是他的这个态度，“转岗难么？”我问。“转岗本身不难，只是你们车间主任肯定不会同意，你想啊，你是他车间的人，换到别的车间就等于在打他的脸，换是你的话，恐怕也会心里不舒服的吧？”他表情严肃地说。
张辉说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人事和财务是我们公司权力最大的两个部门，几乎没人敢得罪他们，现在连张辉都面露为难之色，我想我转岗的事悬了。就在我的心沉到谷底的时候，他又说：“除非，你给他送点儿重礼。”“他能收么？”想到我们主任那副正派的模样，我傻乎乎地问。“你也太天真啦。”张辉诡笑着说，“咱们公司这几个车间主任，每个月的工资也就四千块钱，他们跑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为了什么？还不就是为了钱嘛，我告诉你，他们几个私底下应该都有灰色收入，只要有灰色收入就说明他贪心，所以啊，你把心放肚子里吧，他一准儿会收下。除非他看不上你的东西。”
与其说张辉打开了我的视野，倒不如说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要肮脏得多。他替我把我们车间主任约了出来，吃完了饭，事情也就谈成了。之后，临走时我把礼品往我们主任车里一放，我知道，用不了几天，我就能去精加工车间上班了。只是回到宿舍后，我才多少感觉有些心疼，因为我转正三个月来所挣的钱，在一天之内花了个精光。也就是说，我给公司白干了半年。我咬着牙对自己说：这是值得的！
俗成的意识作用下，我坚持认为自己应该学一门技术。有了技术就不怕没有像样的工作，而有了像样的工作也就意味着我能在这城市里扎根。所以到了精加工车间后，我比在之前的岗位上更卖力，即使是在可以松懈的时间我也没像其他同事那般去吸烟区吸烟解乏，而是将工作区域的铁屑打扫得干干净净，目的就是希望得到班长的青睐，教我点儿东西。
班长确实教了我一些东西，比如卡尺、塞规、千分尺如何使用，工件的各个部位叫什么，检测时，公差应该控制到多少道；又比如工件夹到设备上如何快速找正，如何用力才能将毛刺去除干净等。我学得乐此不疲，以为自己选对了岗位，可一个月后，我明白过来了。班长教我这些无非是为了让我快速上手，达到每天的定额生产指标，提高他自己的绩效奖金罢了。至于像调试设备、更改加工参数以及程序，这些关键技术，他压根儿不教我。每次调试设备、修改程序时，他都会找些让我摸不着头脑的理由将我支开。
一时间，我仿佛又走进了一条死胡同，看不到出路在哪里。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我想不通为什么学点儿技术就那么难呢？可想不通又能怎样，上天可不会因为我整夜失眠而眷顾我。日子还得照常过，班也得照常上，在之后的时间里，我犹如一匹被彻底驯服了的野兽，一台没有思想的机器一般，站在操作台上，设备门一开，装工件，刮毛刺，检测公差，堆码毛坯。在偌大的厂房里，我干下去的唯一意义似乎只剩下积攒点儿钱，将来回家探望父母好有个说得过去的交代。
可是一年后，我在死胡同里不仅仅是看不到出路这么简单。由于安装工件时重量被大部分分配在了右臂上，导致我的右臂明显比左臂粗；还有更严重的是，我那只整天刮毛刺的右手食指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弯曲。洗澡时，我看着自己一粗一细的胳膊以及那只快弯成九十度的食指，我恐惧了。但我还是在辞职回家与继续留下来之间，选择了后者。因为有个机会，只要我抓住了，就还有改变人生的可能。
这个机会其实是我不小心听到的。那天夜班结束后，我照例擦拭设备，等着开完班会后好回宿舍睡觉。当我正要擦拭设备后面时，我看见主任在和班长在聊天。“我们班组一年多来已经走了至少四分之一了，辞职的员工都说咱们这里的活儿太累，还学不到什么东西。主任，再不教点东西的话，我怕……”这是我们班长的声音。“你怕什么？”主任瞪着眼睛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满大街都是，人没了让人事科再招就是了。”“可新员工没有一两个月的磨合根本完不成每天的指标呀。”班长说。“那也不能教技术，我告诉你，你教会他们，他们跑得会更快。你别忘了，咱们这里是重体力劳动，一旦工人学了点儿技术，他们立马辞职换一份轻松的工作。还有，也是最重要的，咱们车间的设备可都是进口货，一旦工人看懂程序擅自更改参数，非撞车不可，到那个时候，我得写检查，至于你嘛，肯定是开除处理。你最好记住我今天跟你说的话。”听他们说完，我意识到我错怪了班长。原来并不是班长不想教我技术，而是公司的潜规则不允许他这么做。
回到宿舍后，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没睡。我想，既然技术学不到，那我可以选择升职这条路。一年来，由于我总是超额完成加工指标，不仅班长把我当成主力，就连主任都赏识我。于是，我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取代班长。起初，我有些不忍心，毕竟班长待我不错，尽管他总是逼迫着我们完成生产指标，但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我还是用几天的时间下了一个最狠的决心。多年后，回想起这件事，我不禁感慨：这人呐，千万别觉得自己有多好，一旦良知阻挡了贪欲的步伐，人，往往混蛋不如。
我没着急忙慌地给班长使绊子，因为在这之前我必须先搞好与主任的关系。从工厂筹建到现在，张辉已经成了人事科的主力，招聘、入职这些工作都是他负责，也因此，他在公司的地位已经超过了一个普通职员应有的地位，即使是各个车间的主任，见到他也总是客客气气的。而我依然保持着与张辉亲如兄弟般的关系。我有意让主任知道我与张辉的关系，然后等发工资，我又总是会买上一条好烟，偷偷地送到主任办公室。
大约两个月后，由于我们班组辞职的工人越来越多，新人又不可能立刻掌握上工的技巧，导致我们班组的生产指标没有完成。为此，主任还特意训斥了我们班长，而这恰好是我采取行动的最好机会。一天，我操作的那台设备需要更换新的加工产品，班长来调试设备，在他灌完程序对刀结束后，我趁他离开的功夫将我唯一知道的一个参数给改了。等他按下启动键没多久，刺耳的金属撕裂声就响彻整个车间。
班长受到惊吓，像个傻子一般愣在当场。我至今还记得班长那惊恐的眼神、煞白的脸色如垂死一般的神情。也许是我还心存一丝善念，又或许是我反应了过来后的自然意识，我跑过去马上按下了急停开关。设备停下来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看见周围的同事以及主任纷纷跑了过来，就连在综合办公室里办公，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都跑了过来。
看着这么大一群人将我和班长围起来，我的腿开始发软，心脏也在扑通扑通地剧烈跳动，我的脸色和眼神近乎和班长一样。我开始害怕了。更确切地说是恐惧。我不停地设想：假如让公司查出来这件事是我做的，公司会怎么处理我？绝不会只是开除这么简单吧？这人呐，就是如此，干坏事的时候总是胆子很大，等到事情有可能会被揭发出来时又像个十足的懦夫。
直到技术科的一个人问我，“咋搞的？”我才从恐惧中回过神来。我没着急回答他，而是看了看班长，他的脸色依然难看。我想，他应该也在和我一样假想着公司该如何处理他吧？“我……我不知道……”我胆颤着回答。主任没有说什么，他只是把班长推开，打开机床门朝里看了看，然后和副总经理说了几句，之后就拽着班长朝他办公室的方向走去。
那天上午对我来说简直度日如年。设备停了，我既不知道该干什么，更不敢打听班长的境况。直到下午交接班，我才从另一个班长的口中得知，主任已经让我们班长回宿舍等待处理结果了。到了第二天，班长没有来上班。主任代班长开完班会后，单独把我叫到了办公室。“让你当班长的话，你能不能干好？”主任直截了当地问。尽管我已经料到机会来了，但我还是虚伪地装作一个老实人似的打听起了班长的情况：“我们班长——咋办？”“你管他干什么？我现在就问你能不能干好！”主任不耐烦地说。“能，我能干好。”我信誓旦旦地回道。“我给你两个月的时间，把产能搞上去，搞上去你就是班长。行了，出去吧。”主任的命令式语气里夹带着威胁。
果然，下班后，主任在班后会上当着四十多个同事的面任命我为代班长。我清楚‘代’字的意思。如果我超额完成指标，那么我与班长这个职位仅有一步之遥；但假如我不行，那么就会有另一个人来代替我。为了把那个‘代’字去掉，我要求班组所有人在两个月内不得以任何理由请假；其次，我把车间要求的提前十分钟到现场改为提前二十分钟，目的是交接班一旦完成，工人可以立刻开工，这样方便班组完成指标。到了第二个月，为了不仅仅能完成生产指标，还为了在三个班组中赢得第一名，好让主任满意，我将工人去食堂吃饭的时间都剥削掉了，改为在车间吃饭。
尽管我在第三个月被人事科任命为精加工车间的班长，但可想而知，我的名声在整个车间却是最差的。不过，这也在提醒我，我的路只能向前走，假如有一天我再次成为一名普通的工人，那下场可以预料。
我在班长这一职位上一干就是五年。在这五年里，我秉持着慈不带兵义不养财的原则管理班组，也因此，在每月车间排名中总是第一名。不过，这并不能弥补我心里的落差感。五年前，刚当上班长那会儿，我觉得自己大小也是个官儿，不仅懂点儿技术，而且薪水几乎翻倍。但如今，时间像个爬犁，把我那颗起伏的心一下子犁平了，使我觉得这不过就是一份没滋没味儿的工作。我像个无情的机器人似的在车间里转动着，直到张辉告诉我一个消息，我那颗平静的心才又起了波澜。
这件事还要从我当上班长的第四年说起。那年，财务科新招了一名财经大学毕业的职员。因为长得漂亮，导致整个公司的未婚青年都惦记上了她。而我，也在其内。一开始，我们都以为她没有男朋友，可过了一个月，大家才知道人家已经有了一位正在读研究生的男朋友，而且家境也相当的好。我们都被对方的家境与学历比了下去。此后，有些人退而求其次选择了门当户对的，有些干脆放弃了。而我，在一番对比之下，一直没有遇到与她一样或是更好的，也就一直单着。
那天，我刚跟白班的班组交接完，恰巧赶上张辉下班。他诡笑着把我叫到跟前，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舒妤和他男朋友分手啦！”“真的假的？”我疑惑地问。“我骗你干什么，今天下午我听说的。这件事现在还没几个人知道呢，有想法的话要抓紧哦。”“怎么分的？”我追问。“好像是她男朋友毕业后要去韩国留学，舒妤不愿意，所以两人就分手了。你要是想追人家就抓紧时间。”说完，或许是他看出了我内心的自卑，于是又开导我说，“把你当班长的聪明劲儿拿点儿出来，没问题的。”
对别人来说，遇到这种事高兴都来不及，可我脑子里却乱麻一般。自卑的人往往更实际一些，我是农村出身，高中毕业，舒妤是市里人，正儿八经的本科生。此外，还有家庭上的差距。我们能成么？一连几天，我都在心里不断地问自己。直到有一天张辉告诉我说，他把我想追舒妤的事跟对方提了一下，她既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我和张辉都认为这事儿有戏。
我和舒妤第一次正式见面是在一个月之后，张辉帮我和她约了具体时间。下班后，我们分别打车到约定的地点。其实，我们本不需要这般麻烦，只是我和她虽然是同事，但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再有就是我们都怕万一合不来，同时这件事又在公司传开了，会使双方都陷入尴尬的境地，所以下班后各自打车到吃饭的地方。
见面后，她并没有表现出有多难为情，反倒是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这也让我看到了我们各自内心的差距——自信与自卑。老实说，在公司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就觉得她与小阿绣很相似，到了近距离看她，我觉得越发相似，清秀的相貌，一头短发，只是嘴唇比小阿绣的薄一些。看着她，我心里不禁问自己，喜欢她是不是因为小阿绣的缘故？不过，这只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而已。
菜品上齐之后，她并没有动筷子。我问她为什么不吃，她说最近在减肥。这让我感到疑惑，心里不禁嘀咕道：不吃饭为什么还答应跟我在餐厅见面呢？不过，我并没有多想，而是自己一边吃一边和她聊天。我清楚自己的短板，所以避重就轻地聊一些自己出身、学历以外的东西。可等我吃完以后，听完她提的几个问题，我后悔了，后悔不该耍这种小聪明。她问我在哪里读的书，我如实回答。问完这个她又问我父母是做什么的，我也如实相告。之后，她“哦”了一声，然后跟我说她该回去了，起身离开了餐厅。
我没有起身送她，而是独自一个人在餐厅里坐了很久才回宿舍。转天，还没等我去找张辉，张辉就主动找到我，给一通数落：“你还真是个老实人，人家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哪个男人泡妞时不撒谎，就你傻冒儿似的什么实话都说，这回好了吧，彻底没戏啦。”“她是怎么跟你说的？”我也不知道我那时为什么问了这句话，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改变了我的一生。“人家说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张辉充满同情地说。
如果把当初陷害班长视为打开了我阴暗内心的大门的话，那么舒妤对我的拒绝就是我黑化的开始。是的，我恨她伤了我的自尊，既然不愿意相处，为什么还要出口伤人呢？不过我并不想报复她。我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我自己。想明白了，我告诉自己，我应该爬得更高，挣得更多，用权力和金钱弥补我的不足。下了这样的决心，我也清楚，未来的我要变得更狠、更毒、更贪。
我在无比自卑中继续工作着，唯一值得高兴的是，张辉毫无征兆般升任了采购科的副科长。为此，我还特意请他吃了顿饭。那天，我们都多喝了几杯。“张哥，”我微醉着把手搭在他的肩膀说，“上次的事儿……谢谢你。”“舒妤的事？”他看着我说。我向他点了点头。“那一会儿还是我买单吧，”他红着脸说，“我要知道是那么个结果，我就不该给你们牵线搭桥，最后还让她把你羞辱一顿。”“我不怪她。”我愣怔般地看着桌子上的酒杯说。
因为这件事，我们沉默了很久。“有个事儿，本来不想告诉你的，但我想，用不了多久你也会知道的。”他突然抬头打破沉默说，“舒妤……她最近好像跟技术科的小曹走到了一起。”我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但心却像被针扎了一下。男人是最了解男人的，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把杯子里的酒一口闷掉，然后双手转着空杯子又继续说，“哥们儿，你的路还长着呢，别让这件事影响到你，等你将来混到公司的中层，就没人敢看不起你了。”“谈何容易呢？”说完，我把杯中酒顺着喉管灌了下去。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我并非为升职犯难，而是还没有从刚才的心痛中摆脱出来。
“是啊，这世上确实没有容易的事，但如果真有的话，恐怕也轮不到咱们兄弟俩。”他把空酒杯往旁边一放，一副开导我的模样，“我跟你说，纬铎，有些东西你必须得去抢，你不抢的话，永远得不到。就拿我这个职位来说吧，不知情的人都以为是老郑提拔的我，可实际上呢？是我拿着一对三十克的金镯子到赵副总家换来的。所以，兄弟，有些事你得去争取。记住我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那天，我和张辉聊了很久。他还向我抱怨，虽然他如愿当上了副科长，可是科长的职位仍然是负责人事的老郑在兼着，那些供应商仍然只买老郑的面子，至于他这个副科长，实际是个空架子而已。
张辉的话对我是有触动的，尽管这不是主要原因。打那以后，我竟潜移默化般地开始观察我们主任在车间里的一举一动。张辉跟我说过，原材料是赵副总的灰色收入来源，我们主任的灰色收入来源是刀具一类，也许还有其它的。所以在我当班时，我把班组消耗的刀具和刀杆的型号、数量以及使用寿命统计好。然后，我又把张辉给我的，另一家供应商的刀具在某一台设备上试用，最后将两家的刀具使用数据都交给张辉。
张辉会以某一供应商的产品并不比现在差的这一理由在生产会上跟公司领导知会一声。至于我们主任，他拿了现有供应商的好处，自然会反对更换供应商。这，就是我和张辉想要的效果。
再接下来，我需要找到一些关于主任拿回扣的真实证据。不过，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由于维修工难以处理精加工车间的设备故障，所以公司请了外面一家小维修公司负责设备的故障处理以及日常的保养工作，而作为班长的我本就经常跟这些人打交道。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我们主任的红人——我——几乎没有任何防范之心，像什么端午送给我们主任两条烟，中秋节去KTV，他们丝毫不会保留。自然，他们告诉我这些并非出于傻，而是想告诉我，他们和我们主任的关系很好，让我们这些班长少给他们找麻烦。我呢，一一地把这些记下。至于最致命的证据——主任回扣的具体数额——是我花了点功夫套出来的。
相比于陷害前班长，接下来的事并没有让我感到自己有多么无耻。我感到的，只有害怕。维修公司给主任送礼的清单是张辉用他家里的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至于回扣的证据，只能提供录音，否则根本扳不倒主任。我去网吧将录音笔里的录音拷出来，然后剪掉自己的录音，最后又把剪辑好的录音反复听了好几遍，确认自己的那部分声音剪得干干净净，才将U盘随着那一页A4纸塞进信封里。信封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一个邮寄给集团总部，一个邮寄给了赵副总。这么做主要是担心赵副总会袒护下属，毕竟他能收张辉的金镯子就不会拒绝主任的礼品。
接下来的事情如我和张辉预料的那般，赵副总收到举报信后并没有立刻公开。直到转天，集团派专人过来彻查，他才不得不高调地调查这件事。这件事并没有出现任何拖沓。据张辉所说，主任被叫到一间小会议室，面对证据，他并没有抵赖，而是大方地承认了自己受贿的事实。出了会议室，他没有再回到车间办公室，具体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
我的那颗悬着的心是在转天看到那张关于主任的处理通告才彻底放下的。我站在通告前，默默地看着那段文字想：如果主任没有遭到调查被公司开除的话，那么我的处境一定会十分危险。因为举报这种事，但凡下定决心调查的话，总有一天，主任会查出是我举报的他。到那时候，离开公司的人就是我了。我把这次胜利归咎于侥幸。
不过，这还不是我高兴的时候。如果我没有抓住主任的离去所创造的机遇，那我等于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为了能顺利当上车间主任，我听从了张辉的建议——向赵副总行贿，不过我在张辉建议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万块钱。而这几乎是我一年的收入。至今，我仍记得去赵副总家里的情景：在一百六十多平米的大房子里，他太太很客气地接过我手中的燕窝，然后引着我到客厅见赵副总。那时的我虽然已经开始变得油滑，但见到摆着架子，并且高我几级的领导仍然不免有些拘谨。不过当我一想到他曾收过张辉的重礼之后，我放开了。我直接把口袋里一个鼓囊囊的信封放到茶几上，用手推到他跟前，边推边说：“赵总，我没给您买东西，这个还请您收下，您别嫌我俗。”他看了信封一眼后，嘴立马咧开了，“大家都是兄弟，你搞这么客气做什么。老实说，你今天不来，我也看好你，我觉得你是干车间主任的料。”他说。之后，我又一本正经地跟他说了一些车间改革的建议、条陈，他连连称赞。期间，他太太还亲自给我端来一杯咖啡。
金钱是真他妈的管用。在我给赵副总行贿的第二个星期，人事科的任命通知就下来了，上面写着由我暂时代理精加工车间主任一职。我明白代理的意思，无非又是需要经过两个月的考核，完成规定的生产指标后我才会被正式任命为车间主任。这对我来说并不难，只要我把工人的体力与精力逼迫到极致就行。随通知下来的还有另一个让我吃惊的消息。据说，我们车间的另外两个班长和我一样，也口袋里揣着现金去过赵副总的家里，只不过他们只带了一万块钱，最后不仅事儿没办成，还折了那么多钱。
上任后，我开始对车间的管理进行改革。首先，我将三个班组的吃饭问题做了统一，规定所有工人都必须在车间的检测台上吃饭，边干边吃，人停机器不能停。这个规定可以将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五，但代价是挨骂。以前还只是我那一个班的工人骂我，后来就变成整个车间的了。可我不在乎。其次，我规定车间工人必须提前三十分钟进厂，由班长开班前会，不仅如此，下班后还要开班后会。对于这种徒增工作时间，必然导致浪费工人精力的事，其实我是做给公司领导们看的。当整个社会的上空弥漫着形式主义的时候，民营企业其实也不例外。这些实施取得一定效果之后，我又撤掉吸烟点减少工人偷懒，就连上厕所的时间都做了限制规定。
把工人们收拾得服服帖帖之后，我开始朝着更加利己的方向走。既然中高层领导都有自己的灰色收入，那我也不能例外，我必须尽快把当初买官的钱挣出来。张辉比我还着急。在我刚当上代理主任的第二天，他就拉着我见供应商，希望把刀具类的长期消耗品敲定下来，好开始拿供应商的回扣。我拖了两个月，直到公司正式任命我为车间主任，我才跟着张辉一起接受供应商的宴请。从此，白天我在车间里道貌岸然，晚上却和各色商人花天酒地。到了每月固定的日子，我的卡里总会多出工资以外的，与工资毫无关系的灰色收入。那一年，我二十八岁，也是公司里最年轻的科级领导。
转年的五一节，那虽是个平静的日子，但我的心里却起了波澜。舒妤结婚了。她的丈夫是技术科的小曹。虽然她只是财务科的一名普通员工，但在公司里财务的地位比一般员工要高上不少，再加上办公室职员结婚都要给各个部门领导送请帖已经成为了惯例。因此，我也在被邀之列。其实，我并不想去，毕竟当初被羞辱的伤口还没有愈合，她的那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仍时不时地在我耳边回响。可我还是去了。
她们双方的家境都不错，婚礼选在一家酒店举行。那天，我和张辉结伴去酒店。下了车，我看见她穿着婚纱和小曹站在门口迎接客人。她的眼神没有丝毫躲闪，俨然一位落落大方的、幸福的新娘。这出乎我的意料。而我，也俨然一副只是和她第一次见面似的，客气地和她打了个招呼，然后说了些客气的话。接着，我和张辉进了酒店。
“你还别说，这小娘们儿穿上婚纱看起来更漂亮了哈。”婚礼开始后，张辉一只手搭在我的椅背上，身体倾向我说，“就是这结婚对象选得可真不怎么样，你看小曹，除了学历以外还有啥？有他们科长压着，他在咱们公司一辈子也升不上去。”接着，他又压低声音调笑似的说，“她要是嫁给你的话，这会儿可就是主任夫人喽。”我没有答话，只是默默地看着被灯光照射得最亮眼的一对新人。
整个婚礼过程，包括吃饭，我都强装着一副毫不在意似的表情，可心里却不停地翻涌，如飓风刮过海面。自卑的人即使光鲜起来也总会心存自卑，我就是这样的人。低学历和农村家庭出身像两条永远抹不去的烙痕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再加上妒忌的性格，连我自己都没料到几年后，我会对舒妤进行无情的报复。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随着生产的平稳，公司的风气却越来越差，而这种风气也为我的增收提供了便利。公司的一些车间已经出现了买卖职位的行为，比如班长职位，一旦出现空缺，该车间的主任会以一万块钱的价格卖给有想法的工人，至于那些在职的班长，因为害怕被主任排挤走，竟然纷纷向主任行贿送礼。这股星星之火没多久就燎到了我的车间。不过，一开始，我手下的那三个班长无动于衷。好吧，你们不是假装看不见吗？那我就使些手段好了。毕竟在耍手段这方面还是比较自负的。
公司有规定，增加人员必须通过人事科，因为这涉及到用工成本。但假如车间人员没有增加，主任有权在工人之中选拔一些储备干部，我从这些储备干部中挑了几个，还给改了个名称——副班长。这就是我敲打三个班长的手段。储备干部对他们并没有实质性威胁，而我给他们每个人以协助管理班组之名各配一名副班长，无形中给他们增加了危机感。他们再傻也清楚，只要他们在工作中疏忽犯错，又或是没有完成指定的生产指标，作为主任的我只需上报人事科就能轻易剥夺他们的职务。
经过简单的敲打，临近中秋节，其中两个班长总算明白过来。那天，我正在值班，一班长和三班长各自拎着一个黑色塑料袋走进办公室。他们走到我的办公桌前，把东西往我桌子手边一放，很客气的，还带着点儿不好意思的表情，“主任，马上中秋节啦，给您买了两条烟。”三班长说。我没有推辞，看了看塑料袋，“谢谢你们。”我端着架子，用犹如理所应得的语气说。自从当上主任，我逐渐晓得了，只有跟手底下的人拉开距离，才会让他们感到我是个捉摸不透的领导，这对他们会造成威慑。
他们走后，我把其中一个塑料袋打开，两条中华烟之间夹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两千块钱。第二个塑料袋也是如此。拿着钱，我狡黠一笑。我在心里计算着，中秋节过后是元旦，元旦过后是春节，而春节过后还有端午。照此这般，我的灰色收入又多了一笔可观的进账。
然而令我意外的是二班长却迟迟没有表示的意思。他当初顶替的是我的职位，绝对算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按理说，他对我最应该心存感激。可我等了他足足一个星期，也不见他有什么表示。
这种人在文明社会里值得敬佩，但在我们公司这样的环境里，我把他的不识趣当成一种侮辱。我故意把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实习生多往他的班组塞，然后将他们班组的生产指标提到极限，如此一来，这个坑就算给他挖成了。完不成生产指标是大事件，我以这个理由暂停了他班长的权力，让副班长暂时管理班组。约莫过了半个月，不知是他开窍了，还是有人点醒了他，二班长主动请我吃饭。吃饭的过程中，他一个劲儿地说自己不懂事，希望我再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他把一个手提袋给了我。等我回去一看，两条烟外加两千块钱，只不过比一班长和三班长少了一个信封而已。
多少年后，这件事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公司也罢。受贿与行贿绝非是鸡与蛋的问题，而是失去监管的权力在肆无忌惮下造成的。
三十岁那年，我靠着不多不少的工资以及灰色收入在市里买了房子，也是在同一年的元旦，我结婚了。妻子是我老家县城的。论相貌，她不算难看，论学历，她比我高。但假如与舒妤相比的话，却明显有着差距。和她结婚前，我头一次坦诚地和自己谈了谈，我问自己这是爱吗？充其量也就是到了一定年龄的父母之命吧？也许还夹杂着生理需求。可我还是结婚了，结给父母，也结给我自己。
结婚后的第二年，我的儿子小正出生了。可我却更加贪婪了。我以给孩子良好教育的名义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在市中心买一套学区房。为了这个目标，我开始琢磨如何把申报备品备件的权力攥到自己手上，可有个人却挡在我的面前。这个人就是保全科长老廖。他不贪不占，为人和善，技术也不错。如果把我们公司比喻成一个国家，把科级以上干部比喻成官员的话，那么，老廖是我们公司里唯一的一个清官。
其实，不只是我，其它几个车间的主任也早就想打备品备件的主意，只不过一个人办不成罢了。一次，张辉组织我们几个车间主任聚餐。哦，顺便说一下，我们这些车间的科级干部早就形成了以赵副总为核心的利益团体，它的好处是，一旦有外人调到我们公司，只要他损害到我们其中一人的利益，我们都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采用架空、对着干的方式把他挤走。此外，我们这个团体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帮派，它的对立面是邢总那一派。从建厂那天起，赵副总与邢总就矛盾不断，所以各自拉帮结派也在所难免。
再说那天聚餐。酒喝到一半，上中班的三班长打电话给我，说有一台设备故障，没有备件只能暂时停机。借着这个由头，我有意无意地抱怨起保全科的老廖：“这个老廖，哪儿都好，就是做事太过严谨，你看，让他把备件多报一些，这下好了，没有备件只能停机。”说完，喷涂车间的老张也跟着抱怨老廖。其实，我心里清楚，老张平时的灰色收入基本靠特殊劳保用品以及员工的孝敬，一年到头儿少得可怜。接着，其他几位也跟着数落起老廖的不是来。最后，大家的意见得到了统一，商量好在今后的生产会上轮流向老廖施压，让他把备件申报的权力下放到各个车间。
两个月后，赵副总向集团打了一份报告，在保留保全科的功能基础上，试行由车间申报设备备件并建立关键备件库。这份报告转月获得批准。自此以后，我们各个车间的主任又多了一项工资以外的收入。
张辉已经升任采购科长，仗着赵副总给他撑腰，他把老郑把持的供应商全抢到了自己手上，而这些供应商也很识相，孝敬张辉一部分，然后又根据我们各个车间主任把持的物料，根据申购的数量给我们固定的提成。对于设备备件的请购也是如此操作。从那以后，我们的腰包鼓了。喷涂的老张买了新车，热处理的老李换了房子，张辉最高调，买了一辆崭新的奔驰车，而我，也如愿以偿。
打那之后，我们一直肆无忌惮地请购大量的备件。有一次生产会上，库房主管抱怨库房里堆积着大量的电机、鼓风机、已经成套的排屑机，再这样下去，库房就满了。我们都心知肚明。散了会，各个车间开始安排设备的保养检修，我们似乎都指望着能在短短的24小时的保养时间内把库存全部消耗干净。可事实是，无论我们怎么绞尽脑汁地消耗库存，堆积在库房的备件就是无法减少到可观的程度。
为了不至于看起来太过分，我几个车间主任很默契地不再请购大件备件，改请购一些体积小、价值高，而且提成不会少的小型备件。不仅如此，为了不让库房主管为难，我们还请购了几个铁皮柜子，在各自的办公室里建起了小型的备件库，美其名曰贵重备件单独保管。其实，我们只不过是为了疏通财路罢了。
假如我们的灰色收入不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安无事。但不幸的是，三年后，集团公司开始对各个分公司的一把手施行绩效考核，这就触动了邢总的个人利益。公司的生产基本饱和，生产指标也能按计划完成，但利润却连年减少，要知道，那几年的原材料价格并没有太大的波动。身为总经理的邢总不得不给集团一个交代。
邢总也不是磊落之人。建厂之初，他在采购设备以及大量的配套设施上挣足了钱。之后，他又开始利用财务敛财，我听说凡是给他回扣的供应商，账期一般都在两个月左右。凡是没给他好处的供应商，账期往往在半年，不止如此，货款往往给的是承兑汇票。这些，他绝不会向集团交代。那么，他唯一能交代的就是消耗品。
不查不知道，光是我们各个车间的备件库存就足足一千二百万。这是个吓人的数字。但假如和公司的利润做个对比的话，它看起来更吓人。因为我们当年的产值是四亿多，而利润却只有区区八百万，利润率只占同行的百分之三十。当然，邢总绝不会把我们借着请购大量备件拿回扣的事上报给集团，那样的话，一旦集团追查，我们必然也会把他的老底抖搂出去。保全我们也就是保全他自己，所以他最后只是上报利润减少主要是备件库存积压所致。
集团没有任何回复，看似已经平安无事，就连赵副总似乎都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和他们的想法正好相反。我认为集团领导一定通过财务上报的数据晓得了我们公司的所有情况，特别是腐败问题。现实中，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往往都能通过它的CPI、GDP、股指期指、大宗商品等数据判断，难道要判断一家公司的问题还不简单吗？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一场暴风雨，它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在真正的危机到来之前，我仍保持着对金钱的贪恋。只不过这种贪恋之中从此多了一些清醒。它使我的神经更加紧绷了。
没错，我是想趁着集团公司还没有下定决心，又或者没有想好办法收拾我们这些蛀虫之前再狠狠地捞上一把。因为有一块肥肉我已经等了很久。
设备已经运行了十多年，按照公司设备管理规定，应对设备的使用状况进行评估，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对设备进行项目维修以及大修。在这件事上，老廖是我的贵人。他不仅对设备了如指掌，而且还给我的车间里的每一台设备都做了设备台账。这样，我在以某些设备精度丢失严重，拖累了生产指标的达成，向公司提出对某些设备进行大修就顺理成章了。
邢总以资金投入过大为由拒绝对设备进行大修。其实，他之所以拒绝，不过是害怕影响他的业绩，一年八百万的利润再除去几百万的大修费，搞不好年底要向集团报亏损也说不定。可赵副总才不会管他。他和我们一样，在金钱方面像着了魔似的，做起事来不管不顾。他以搁置设备大修会严重影响今后生产指标的完成为由上报集团。集团批准了。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我们的产品要出口到欧美国家，违约不仅要支付大笔的赔偿金，此外，集团还要背负失信的不良影响。
收到集团批准精加工设备大修计划的消息，赵副总第一个通知的我。那天，我正在办公室给二班长分配生产指标，他推门而入。“你先出去。”赵副总板着脸，像吩咐下人似的对二班长说。“您找我有事儿？”见他面孔严肃，我马上站起来问。“没啥事儿，就是告诉你一声，你车间设备大修的事批下来了。”他变了一副面孔说，“抓紧时间把具体的细节定下来，然后好让张辉赶紧询价。”“这么快？”我恭维似的说。“我直接上报的集团，这次，我可是费了好大精力才让集团批准的。”我明白他是想告诉我，这件事没有他根本办不成。“那邢总那边……？”我装作担心的样子问。“你别管他，他斗不过咱们。”说完，他转身要走，快到门口时，他又转身说，“你晚上把张辉叫上，找个像样的馆子，咱们喝一杯。”我点头应诺，随后送走了他。
赵副总绝不会为喝酒而喝酒，即便是他曾经也有过类似的情形。我，张辉，他，这明摆着是一个‘产业链’。我上报大修计划，张辉询价，赵副总审批，因此，他肯定不是想喝酒这么简单。等到了快下班，我把这件事告诉张辉时，他一下就笑出了声。“得，这一大碗肉，他最起码想吃掉半碗，搞不好呀，他是想吃掉多半碗，咱们哥们儿怎么办？”他搂着我的肩膀说。“与大修计划相关的配件我单独请购，这样他顶多分三成。”我提议道。“办法倒是个好办法，可就怕他不是个傻子呀。”张辉说，“不行，这样骗不过他，即便现在可以，将来他明白过来，还不给咱们穿小鞋？”“那就剩一个办法了。”我叹了口气说。
晚上，果不其然，赵副总一上来就跟我和张辉诉苦，说他为了设备大修的事跟集团领导磨破了嘴皮，还答应了某位领导事成之后给多少好处。我和张辉自然是不信的，不过面儿上还得顺着他说。待到酒喝了一半，他到底还是忍不住问我：“纬铎，你车间预计多少台设备需要大修啊？”“二十台左右。”我说。听我说完，他一手支着下巴又问张辉：“这次——，大概能挣多少钱？”“那要看怎么修了，好好修的话，大修厂一台设备顶多给咱们返一万块钱。”“才一万？”赵副总犹如被噩梦惊醒似的说，“这也太少啦，十几年才赶上的好机会，就这么点儿钱？”“好好修的话能返一万已经是最多的了。”张辉说。“那要是不好好修呢？”赵副总问。“偷工减料的修，一台能返三五万，还有可能更多。”“这还有点儿意思哈。”赵副总像来了兴趣似的说。“不过挣得越多，咱们的风险也就越大。”我插嘴说，“如果完全糊弄人似的大修，咱们绝对能发一笔横财，但是修完等于没修，到时候事情闹大了，集团一定追究咱们的责任。”“那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修到一定程度，比如保证设备大修之后能平稳运行两到三年。”“两到三年，两到三年，”赵副总念念有词地说，“将来恐怕还是要出事呢？”“赵总，我跟纬铎也商量了一下，”张辉接过话题说，“这件事要想吃到肉还不担风险，几乎不可能，最好的办法是咱们之中有一个人办完这件事之后辞职。”“将来一旦出了事，由这个辞职的人背锅？”赵副总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赵副总晓得说话的艺术。他没接着问我和张辉谁辞职，而是等着我们告诉他。其实，对于辞职，我已经考虑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也有万般的不舍，毕竟在整个公司里，我的职务是个排得上号的肥缺儿，谁会愿意丢下这么好的工作一走了之呢？我之所以选择急流勇退其实是看到了风险。明知前路有个跳不过去的大坑，还一味地往钱眼儿里钻，这种人不是贪，是傻。我不是傻子，更不会干傻事儿。公司的净利润只有同行的三分之一，再加上要改造设备，财务报表的难看程度可想而知。所以，我决定在大厦将倾之前早点儿离开。
看在我为了这次油水不惜舍弃得之不易的职位的份儿上，赵副总大方地将这次大修的提成分给了我百分之四十，剩下的归他和张辉。不过，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我准备年底提前辞职的事。我的考虑是，既然我将来要背黑锅，那就不妨多一个人背。设备大修需要大约十个月的时间，前七个月，我会把大部分属于我的油水拿走，然后留一部分给我的继任者。到时候，真出了事，他会帮我分担一部分责任。
在辞职之前，我还有一件比较犹豫的事要办。尽管犹豫，但我清楚，我还是会下决心去做。技术科长老吕三月份请我吃过一次饭，说他有个侄子六月份大学毕业，学的是机械自动化专业，他想把他侄子安排进我们公司。从专业对口角度讲，他侄子进技术科最合适，但我们公司又有严格的编制规定，除非技术员小曹辞职，否则休想安插进去。所以，他想让我在车间里给他侄子找个职位，先学点技术再说。
我同意了。不过，不是按照他说的。技术科的人事调动需要两个老总同意才行，我让老吕去跟邢总打个招呼，然后我去找赵副总，以车间生产任务重，暂时将技术科小曹借调到车间。老吕是邢总那一派的人，邢总自然给他几分薄面，而赵副总自然也没有驳我的面子。五月底，小曹以主任助理的身份调到了我的车间。当然，他并不知道在公司乃至整个集团的编制上压根儿就没有这样一个职位。人，总是那么容易被看似华丽的外表所迷惑。到了六月份，老吕把他刚毕业的侄子以实习生的身份安置到了技术科。
对于小曹的到来，车间里的三个班长似乎并不买账。小曹之前只是和他们平级，现在名义上高了半个级别，再加上他一到车间就摆出颐指气使的姿态，这让三个班长更加不满。时间一久，三个班长开始和他对着干。有一次，二班长甚至指着小曹说他狗屁不懂。我没有干涉他们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这不仅是我预料之中，而且也是我愿意看到的。到了十月份，小曹在国庆节值班期间与三个班长的矛盾再次激化，他甚至还和一班长动了手。三个班长向我表达了对小曹的不满。我没有理会。
除了暗中观察着他们之间的争斗以外，我把精力主要放在了设备大修上。每个月都会有两到三台设备拉到大修厂，转月维修完毕后又从大修厂拉回来，而我要做的是叫上老廖对照技术协议重新再检查一遍，目的是保证设备经过这次大修能平稳运行两到三年。这样，到了年底，我才能‘功成身退’。
事情基本朝着我预料的方向发展。只是在冬至过后，小曹私底下向我透露，他想回技术科工作。我没有阻拦。我告诉他，只要技术科长老吕同意，我没有任何意见。但转天，他又对我说他还是想留在精加工车间。我表面上显得很高兴，但我心里门儿清。他一定是找过老吕，而老吕也一定告诉了他，他原来的岗位已经被人占了。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在精加工车间工作，否则就得辞职。
十二月的月底，我分别向三个班长透露了辞职的想法。他们都很吃惊。我知道他们吃惊的是什么，占着公司里油水仅次于采购科长的职位，突然说不干就不干了，换了谁都会吃惊。不过吃惊过后是窃喜，这一点，我从他们三个人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他们都想着接我的班。不过，我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把这么好的职位送给他们，毕竟这个职位当年是我花了不少钱买来的。现在，我既然要走，那也得卖个好价钱。
最先请我吃饭的是三班长。这个人有些鸡贼，属于那种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他答应给我五万块，让我承诺帮他把主任这个职位弄到手。我看不上这点儿钱，更看不上他这个人，于是我告诉他这个职位的决定权在公司。接着是二班长。这可是个上道儿的人。他学着我当年去赵副总家里的样子拎着好多礼品去了我家，特别是我的妻子，她竟然也给二班长端了一杯咖啡。这让我不禁一怔。那天，他说愿意出九万块买主任这个职位，我没有同意，但也没有表示不同意。
其实我在等，等一班长。抛开金钱不说，他是最适合接我班的人。首先，他和小曹干过架，一旦他当了主任，小曹必定滚蛋；其次是三个班长里，他的贪心属于那种稳扎稳打型的，搞起灰色收入不会太激进。毕竟我不希望前脚刚辞职，后脚精加工车间就出事儿，最后连累到我。所以，我想，只要他的价格不是低得太离谱，我就把主任的位子卖给他。可令我没想到的是，我等了一个星期，一班长也没找过我。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他把宝押在了赵副总身上。
临近春节，我与接替我职位的二班长交接之后，带上自己的私人物品离开了公司。离开的时候，除了张辉以外，没有任何人送我，尽管我懂得人走茶凉的道理。当然，我多少还有些不舍。可是无论多么不舍，为了以后，我都得狠心舍弃。走到公司门口，出于对唯一朋友的关心，我将心中的担忧告诉张辉，他不以为然。我清楚，他是准备将眼前的路一直走到黑。
辞职之后，我一直赋闲在家，不是接送儿子上下学就是在家照顾女儿。大概是转年的国庆节，我带着妻儿去苏州度假，恰好遇到了热处理车间的一位班长，从他口中得知公司出事了。我离职那年的八月份，集团公司派了三名高管到公司，他们分别接替邢总、财务科长以及赵副总的职位。赵副总没有被调走，不过他被晾在了一边，待遇虽然没变，但他们让他负责生产安全。当时，所有科级干部都慌了。大家再明白不过，新领导们是想自上而下地收拾他们。不过，最后的结果并不算坏。新领导要求每位科级干部反省自查，凡是有经济问题的，在规定期限内主动上交赃款可免于起诉。为了自保，各个车间的主任纷纷上交赃款，有的交一两万，也有的交三五万。最后，就连赵副总都交了钱。
上交赃款只能免于被起诉，没多久，人事科一纸通知将所有科级领导全部撤职，然后从车间选拔了一批新人接替他们。不过，这些人中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张辉，他虽然上交了不少赃款，但公司并没有放过他。据说是为了杀一儆百，单独对他走了法律程序。有人说张辉可能蹲五年，也有人推测七年。但不管几年，大牢肯定是要蹲的。至于舒妤的丈夫小曹，我听说在我走后没多久就被二班长给挤走了，又由于技术科的位置已经被占，无奈之下，他只能辞职。
一开始，我暗自庆幸，甚至还向妻子炫耀当初离职是多么聪明的举动。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喜悦就莫名地消失了。现如今，当我在街上看见工人模样的人会让我想起我的班长，看见旅馆的牌子会让我想起小阿绣，看见那些因现实问题分手的情侣会让我想起舒妤，看见新闻上那些贪官会让我想起自己曾经也是如此，甚至还压榨过工人。这些曾经的过往总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像箭矢一般不断地射向我，使我辗转难眠，让我终日里忍受良知的谴责。更让我难过的是，时光不能倒流，而半生已过，至于下半生会活成什么样？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