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本书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看待视角的不同。诚然，从个人主观角度看，看完了本书的序言和导言后，我佩服罗杰斯的谦逊和细致，并且，书中多是用第三人称叙史，我期待它从客观的角度带给我更多关于传播学深入多元的观点碰撞，但看完后，我却觉得它就像卢梭的《忏悔录》一样不真诚，罗杰斯太老练了，把表达和想法都处理得很中庸；但是，如果从学习和丰富传播学史知识的层面上讲，本书无疑是一本系统全面的书，并且因为在讲史的时候结合上人物故事，加大了书的趣味性，很适合传播学史的补充学习。
我在看《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前，早有准备，任何一门学科，甚至于任何一项事业的诞生发展，都是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因为如此，我对事物的发展史多半没有太大兴趣，我简要浏览了书中传播学的发展史，并在这其中搜寻不同的东西，期待这本书带给我一些新奇的观点。
但这本书能够打动我的东西实在很少，你要说施拉姆在传播学的研究过程中经历战争、资本等因素，是种种时代的偶然促使他投入传播学研究，最终推动传播学诞生。我承认，种种偶然或必然因素的碰撞下，他坚持付出，才推动了传播学的诞生发展，但凡事都如偶然的恰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哪一门学科的诞生发展史不是曲折艰难的，每个时代都是一样，万物的发展具有一定偶然性。
除开发展偶然和必然的层面，我对传播学比较感兴趣的是它的综合性较医学等学科强很多，看完这本书的后几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聊到化妆品行业，这个行业跟传播学这门学科很像，受到心理学、科研领域、经济和法律等领域推动发展，但凡有一个领域稍稍产生波动，便也会促使化妆品行业的蝴蝶效应产生，传播学学科便是学术界的化妆品行业，它受到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影响。
也因为如此，我笑称传播学的发展拥有一股“野生力量”，这种野性就像是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在面对质疑时的勇气，又像是本身已经足够野性的学术杂糅本身，除开了更多细致的划分，野蛮生长。我前些天看了《语录杜尚》，里面提到一个观点，说是“艺术”一词来源于梵文，可以解释为“做”，我把这个观点发到某app上，下面一条网友评论说也能理解为“作”，这样说来，传播学的野蛮生长倒像是这么“做”和“作”出来的，不必要考虑太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艺术，与我们广播电视编导这门学科息息相关。前阵子，听朋友提起，我们学校会开展传播学概论这门课，大概是因为全广东大多数学校都要求上这门课，我当时还以为就是为了凑数的，现在想来，倒有些新的理解。
鹦鹉史航写了一本书，叫《野生动物在长春》，里面的野生动物都是他的邻居、老师、同学等，都是人！这也让我想到了《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这本书里提到的人，像是上一段提到的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等，它们在面对质疑时依然有一股抗争的力量，我把这种力量理解为一种野生的、叛逆的、纯粹的力量，传播学的发展，不仅仅单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也是人的发展。在提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时，许多人总觉得哪怕心怀理想，多会因为社会阶层、资本压榨等因素破灭，总以为自己怀才不遇，我以为其实不然，每个时代都是一样的，都有资本和阶层的压榨，我开始反思，人是不是该活得纯粹野蛮一点，别总想那些七七八八的，想多了又能怎么样呢，去做就好。我们生活的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人和人之间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失去了纯粹和野生的力量，我们都该谦虚点，去学学王国维（忽略自杀）和汪健。
传播学的发展历史，是一门曲折艰难的历史，我感谢学习这门学科带给我新的经验和体会，也会再找时间更细致地研读《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这本书，希望这本书甚至于传播学未来的发展，能够带给我更多新的惊喜，这里便不再多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