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爱，这是余华于90年代写的一部具有哲理性的长篇小说，也是他转型后的首部长篇小说。他自己曾经评价过自己的创作，他说八十年代的我，创作先锋文学的我，是一个真正的暴君，我完全统治着笔下人物的命运，要他们生便得生，要其死，就不能活。就是这样一个暴虐式的帝王，他发现自己的统治岌岌可危，他笔下的人物不再顺从他，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反抗，面对着这样强制的统治，人们呐喊，呼叫，发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唱出属于他们的故事，于是《在细雨中呼喊》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这篇文章讲的是福贵的故事，在他长长短短的40年的人生中，所经历的种种，而我总是静静地听着这位老人，在讲他每一次失去一个亲人的故事。生命如同草芥，人间或者说不值得，但是即便是有很多人死去，哪怕是至爱至亲的人，福贵也依旧的活着。这不是在活人对死者的背叛，而是一个人必经的成长。在阳光下，福贵那充满血泪的故事，我们又感受到了无比黑暗的社会，无比的黑暗的人心的丑陋。
《活着》通过人物不同的命运历程呈现了主人公福贵身上所潜藏的旺盛生命力，他是一个卑微而踏实的小人物，余华并赋予了他们即个体生命对抗的能量，使他们同社会一起，让他们生活在历史的边缘，把他们的个体生命史推到表现的前台。福贵尽管活得卑微、庸常、甚至有些凄惨，但却活得本真、知足。
《活着》通过对福贵多灾多难的一生，体现了作者对于生命价值的独特思考。通过龙二和春生追求名利仍未能摆脱悲惨的命运，否定了物质作为衡量人的生命价值的尺度。人的生命价值不是生命之外之物，而是生命延续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那份骨肉亲情。
《活着》采用新历史主义禅师视角，秉承先锋派的传统。《活着》不仅是一部家族史也是中国人的历史，但是余华遵循作者的内心的真实，关注个体在历史中的处境，把所谓客观、真实的传统历史消解了，把必然的连续的历史化为偶然的断裂的历史。如福贵的因祸得福。
《活着》采用平民化的叙述方式，民间话语逐渐消解了知识分子话语。作者余华并未直接出面，而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让福贵自己来讲述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另一位叙述者采风人的职责就是聆听和转述富贵所经历的苦难，我们听到了真实的民间声音，这个声音如此鲜活，便是因为他承载了太多的苦痛，折磨，不幸，但是他又是幸运的。
其实，余华的《活着》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是有很多原因的，第一，他表现了深刻的生命哲思，第二，他对传统历史文化进行了大胆的颠覆，第三，在创作时，表达了至高的人文关怀，这也是一个作家的担任与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