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3日，柏林的天气是一个可爱的夏秋之交的日子，阳光灿烂，微风和煦，空气中飘着馥郁的芳香。威廉·夏伊勒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碰到这样的天气，柏林人总是爱到近郊的树林里或者湖上去度假的。”但是在位于柏林中心的威廉街，人们却异常紧张而忙碌。就在两天前的9月1日拂晓，德国军队大举越过波兰国境分北、南、西三路进逼华沙。当天上午九点钟，英国大使向威廉街递交了一份英国政府的照会。上面写道：“除非德国政府准备向英王陛下政府提出令人满意的保证……即德国政府……立即从波兰领土上撤出其军队，英王陛下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履行自己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而对于这份照会，希特勒发挥其惯用的伎俩，丝毫不予理睬。9月3日上午9时，英国大使递给威廉街一份最后通牒。在这份通牒中宣布：“在今天9月3日英国夏季时间上午11点之前，如果德国政府不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保证并送达英王陛下政府，则从该时起，两国即处于战争状态。”所谓上述问题就是德国政府从波兰撤军的问题。希特勒对这样一份照会大为光火，11点钟刚过不久，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约见英国大使汉德逊，指出德国政府“拒绝手下或者接受，当然也谈不上履行”英国的最后通牒。由此，英国与德国这两个欧洲最为重要的国家正式进入战争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出人意料而又无可避免的爆发了。

虽然是站在后世的角度来观察二战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它到底是一种命运的必然还是一次偶然出现的不可抗的灾难，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从希特勒的方面来看，战争似乎是避免不了的。任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林嗣出生的奥地利人，参加过一战、获得过铁十字奖章的德国下士，竟然会在人类历史上最为关键的三十年代主宰着历史的进程，主宰着欧洲的命运，不能不令人感到世事艰难，命运无常。奥地利也想不到这个在维也纳落魄的靠着贩卖拙劣的写生画谋生的流浪汉，竟然亲手埋葬了它独立的命运，也不免令人唏嘘感叹。希特勒这个日耳曼种族主义者对战争有着强烈的进取心，对侵略有着异乎寻常的狂热。在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中曾经谈道：“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与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把后者不仅视为强权政治的基础，并且也视为粮食的来源……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用的土地。”如何消灭德国人口与德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用的土地呢？毫无疑问，只能通过侵略一途。他在《我的奋斗》中继续说道：“因此，我们国家社会党人……要继承我们在600年以前中断了的事业。我们要中止日耳曼人不断向南和向西的移动，而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那么这些土地在哪里呢？显然是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地区、波兰的西部，包括但泽市，然后是俄国。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希特勒在以后的进攻轨迹就是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的，似乎一切都已昭示，战争是无可避免的。然而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却被一战的残酷吓破了胆，浑浑噩噩、天真的幻想从希特勒的手中取得和平的果实，避免战争的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人们竟然是人们以为只要满足了希特勒的要求，他就会满足，就会停止发动战争的狂想。人们竟至于相信一个满口谎言的骗子的虚假的承诺。世界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当一个人总是说惯了谎言，做出了无数个虚假的承诺，人们却反而对他的承诺更加信任，似乎他的下一个承诺一定会是真的一样;而对于一个从来不说谎的正人君子在偶然情况下甚至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撒了一次谎，那么他的信誉便会一扫而空，而实际上他之前的言论也不受人待见。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说谎的人永远比讲真话的人更加容易的得到他人的信任。在二战前的那段波诡云谲的时代里，希特勒与丘吉尔正是这样两个鲜明的对照。

当然，发动一场战争并不是只靠狂想就能够实现的，而必须拥有足够的军事、经济实力。德国虽然是在经济危机中遭受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但是在经济学鬼才沙赫特博士的运营下，德国不仅逐渐恢复过来，而且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式的发展。失业人数从1932年的600万人减少到1936年的100万人，国民生产总值从1932年到1937年增长了102%，国民收入则增加了1倍。而自从德国重新启用征兵制以来，德国的军事力量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对德国来说，无论是经济上的实力，还是军事上的实力，都与当时的英法两国存在较大的差距，一旦发生战争，德国就会在短时间内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此一来，希特勒的所有狂想都会毁于一旦，化为纸灰。希特勒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口头侈谈和平，秘密准备战争，在外交政策和暗中重整军备方面尽量做得小心，以避免凡尔赛和约国家对德国采取预防性的军事行动，这就是希特勒在最开始的策略。站在后世的角度看，希特勒有着惊人的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巧妙而粗暴的谈判技巧，以及令人震惊的胆略，促成了他在莱茵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胜利，然而不得不加以格外的观察却发现，这些成功却不得不依赖于对手的成全。

希特勒的首个目标便是莱茵兰。莱茵兰是一战后凡尔赛和约中从德国领土中所划出来的非军事化区域。在和约中规定：莱茵河西岸的领土（莱茵兰）由协约国军队占领15年，东西岸50公里以内德军不得设防。相较于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割还给法国，萨尔煤矿有法国开采15年，德国人对莱茵兰的条款更加感到愤慨。这一条约内容使得德国西境洞开，没有办法对法国方向的进攻组织起有效的方位，即便是在魏玛共和国的时代也对此颇有微词。1936年3月2日，德国陆军总司令勃洛姆堡遵从希特勒的指示发出了占领了莱茵兰的命令。3月7日凌晨，德国3个营的士兵越过莱茵河桥梁进入非军事区。这是希特勒对冲破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所进行的一次最大胆的尝试。如果说先前希特勒废除军备限制是向凡尔赛和约吐上一口唾沫的话，此时他就是将它当成一张废纸撕掉了。对于德国的行动，凡尔赛体系的支柱英法两国是如何反应的呢？根据洛迦诺公约的规定，法国是有权对德国进入这个非军事区采取军事行动的，而且根据这个条约，英国是有义务以它的武装部队来支持法国的。然而事实却是法国一动也没有动，甚至在法国最高统帅部询问政府对于应对德国军队进入莱茵兰的举措时，它的答复是：政府准备向国际联盟提出这件事。当时的法国已经由于内讧而几乎陷于瘫痪，法国人民则陷在失败主义的情绪当中。因此使得德国军队在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重新布防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除了法国人踌躇不定的因素，希特勒的行动更是得到了法国的盟友英国因循苟安的帮助。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埃蒂安·佛兰亭3月11日飞往伦敦，请求英国政府支持法国在莱茵兰采取军事上的对抗行动。但是他的请求没有生效。英国不愿冒引起战争的危险，虽然盟国对德国有着压倒性的优势。洛提安勋爵甚至说：“德国人终究不过是进入他们自己的后院而已。”无怪乎1942年3月27日，希特勒在跟他的老朋友叹道莱茵兰突袭时大肆吹嘘说：“如果不是我，而是别人当德国的领导人，会发生什么情况！随便你们说谁，他都会吓破胆的，我不得不说谎，但是我的五颗动摇的顽强和惊人的沉着，挽救了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如何的呢？约德尔将军在纽伦堡作证时说：“以我们当时的处境来说，法国的掩护部队本来是可以把我们打的落花流水的。”勃洛姆堡在下达突袭莱茵兰的命令时，对武装部队的高级指挥官们说，这必须是一个“突然的行动”。勃洛姆堡预料这是一个“兵不血刃的行动”。如果结果不是这样，而法国竟然为此而战的话，那么总司令保留“决定任何军事上反措施的权利”。那么这些反措施是什么呢？据战后的将领们的回忆说，勃洛姆堡心中早已经有数了：赶紧从莱茵河对岸撤回！甚至连希特勒也承认，“如果我们撤退，就会招致崩溃”。对于任何一个独裁者来说，战无不胜是维持独裁统治的重要法宝之一，也是建立绝对权威的基础。独裁者是经受不起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失败的，因为失败是必然会导致绝对权威的逐渐丧失，而伴随着独裁宝座的崩塌。这在以往及以后的岁月里得到过多次证实。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时的法国敢于果决的在莱茵兰事件中迅速的作出强硬的反应，那么第三帝国的独裁政权也许会随之崩溃，而二战也可能消弭于薪火初燃之时。然而法国最终错过了这样的可以改变历史的良机。在此后的时间里这样的机会还出现过多次，然而都毫无意外的被错失了。

莱茵兰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莱茵兰的占领，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很小的军事行动，却为德国在欧洲的广大机会打开了道路。而且它犹如一个巨锤对着凡尔赛和约所构建起来的和平基座进行了重重的一击，而随之逐渐崩塌。对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来说，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法国不愿进行战争来发对德国，以维护法国政府自己曾带头费了很大的劲才建立起来的安全体系。许士尼格在回忆录中说：“我站在我的前任（被纳粹暗杀的陶尔斐斯）的墓前，我知道为了保全奥地利的独立，我不得不采取一条姑息的道路……以避免一切能使德国作为干涉借口的事情，必须尽一切努力来设法使希特勒容忍现状。”接下来就轮到奥地利了，这个在希特勒的心中念念不忘的地方。然而英法却似乎并不可靠，虽然它们都反复申述它们决心帮助保障奥地利的独立以促其安心。

德奥合并是希特勒孜孜以求的目标。虽然希特勒这样一个林嗣出生长大的奥地利人，却在努力的使奥地利称为德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免给人以荒诞剧的感觉。但是在希特勒的心中却是一个崇高的而且必须完成的目标。他在《我的奋斗》的第一节中写道：奥地利和德国的重新结合是一个“我们一辈子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的任务”。他首先采取的措施是暗杀当时的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然而这一事件却给了希特勒一个沉重的打击，他面临着世界舆论的冲击。希特勒转而通过在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制作事端以为德国针对奥地利的干涉制造借口，并充分做好军事进攻的准备。早在1934年7月，希特勒就批准了设立一个有几千人组成的奥地利军团驻扎在沿奥地利边界的巴伐利亚境内，准备在适当的实际越过边境占领奥地利。1938年1月25日发生了一起特殊事件，而使世人对德国的残酷、狂躁与狡猾有了一个清晰地认识。在这天奥地利警察搜查了一个叫做七人委员会的团体在维也纳建立的办公处，警察在那里发现了由元首的特别代表鲁道夫·赫斯署名的文件，表明奥地利纳粹分子将在1938年春天发动公开叛乱，如果许士尼格镇压的话，德军将开入奥地利来防止“日耳曼人内部的流血”。因为在张伯伦领导下采取姑息希特勒的英国以及受到严重的内部政争牵制的法国，都没有表示出对保卫奥地利独立的兴趣，为了缓和与希特勒的冲突，奥地利总理决定与希特勒进行一次会谈。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次会谈恰恰成为了德奥合并的垫脚石。在伯希特斯加登希特勒会见了许士尼格。在这次决定命运的会谈上，希特勒直言不讳的对许士尼格说道：“我要设法解决所谓奥地利问题，不管用什么方式。”他甚至威胁许士尼格到：“我只要一声令下，一夜功夫你们的全部的可笑的防务就将被炸的粉碎……在军队之后，我的冲锋队和奥地利军团就会开进去，没有人能够制止他们的正当报复，甚至我也不能制止。”在这些威胁之后，他还特意提醒许士尼格注意到奥地利的孤立的和毫无办法的处境。他说道：“片刻也不要以为世界上有任何人能使我放弃我的决定……英国？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根指头……法国？”而最最不幸的便是这一切都被希特勒言中。在这次会谈中，希特勒给许士尼格下了一个最后通牒，要求许士尼格在一星期内将奥地利政府交给纳粹分子，而接受这个最后通牒就意味着奥地利独立的告终。面对希特勒的危言恫吓，许士尼格最终屈服了。他回到奥地利便开始按照希特勒的要求对奥地利政府进行改组。然而希特勒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纳粹的奥地利，而是一个属于德意志的奥地利。在2月20日的国会演讲中，希特勒宣称：“在1000多万的日耳曼人住在同我们边界接壤的两个国家里……保护这些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在我们的边界上获得政治上和精神上自由的日耳曼人民，是德国的职责。”这是一个直率而公开的告知：700万奥地利人和300万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的前途是第三帝国的事情。面对希特勒的进逼，许士尼格回光返照般的进行了抗争，他甚至开始向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那些曾经被他放逐的政敌—寻求帮助，但是一切都显得太晚了些。3月10日，希特勒决定对奥地利动武，3月11日，他发布了关于奥托军事行动方案（针对奥地利的军事行动计划，也是当时唯一的计划，原本是拟定出来针对哈布斯堡王室的奥托在奥地利的复辟企图的。）的第一号指令。许士尼格并没有注意到第三帝国边境上正在进行的紧张的入侵准备，但很快他就知道了。形势在急转直下，许士尼格决定向希特勒的压力屈服并且自己辞职，将总理的职位转让给赛斯·英夸特，一个唯希特勒马首是瞻的奥地利纳粹分子。12日下午，赛斯·英夸特在会见希特勒时宣称圣歇尔曼条约第88条已经归于无效，而该条约第88条确认奥地利的独立是不能让与的，并规定国际联盟为它的保证人。至此，德奥合并已经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德奥合并的法案是德国内政次长威廉·斯图卡特博士拟定的。他在3月13日将这一法律草案提交给维也纳新成立的奥地利政府，已经接掌了权力的赛斯·英夸特签了字。它宣告了奥地利独立的终结。法案开头便说：“奥地利是德国的一省。”

在奥地利危机中，英国、法国和国际联盟在这个紧急关头又采取了什么立场来制止德国对一个和平邻邦的侵略呢？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当希特勒与许士尼格在伯希特斯加登会谈的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张伯伦竟然说：“（早伯希特斯加登）所发生的，只不过是两位政治家商定了改善他们两国之间关系的某些措施……很难认为……一个国家已为另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放弃了它的独立。”而当希特勒对奥地利的最后通牒传到伦敦后，张伯伦的反应是让英国的驻柏林大使汉德逊写一个照会给第三帝国代理外账冯·牛赖特，说如果德国致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是确实的话，“英王政府认为必须以最强烈的措辞提出抗议”。然而在这样晚的时候，在这样紧急的形势下，提出这样一个形式上的抗议，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是可想而知的。至少在希特勒是不会在乎这样的抗议的。而在另一方面，在3月11日这样多事的一天，许士尼格甚至没有向伦敦、巴黎或者日内瓦呼吁过。或许正如许士尼格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这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这或许是莱茵兰事件所造成的第一个恶果。而当时的奥地利总统则在回忆里说：奥地利政府马上把德国的最后通牒告诉了巴黎和伦敦，兵器而整个下午都在继续同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会谈，以图探明它们的想法。然而越来越清楚，它们的想法只不过是发发空洞的抗议。

奥地利对于希特勒的价值是巨大的，它不仅仅为希特勒打开了通向东南欧的大门，为他带来了700万的人口，而且最最重要的或许还是英法仍然不肯动一根毫毛来阻止他。正如后来张伯伦自己所说：“无可动摇的事实是，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制止奥地利实际发生的事情，除非我国和其他国家当初准备使用武力。”然而这位英国首相不仅不愿意使用武力，甚至不愿意同其他国家写作来制止德国的行动。德奥合并法案签署之后的第四天，当苏联政府建议在国际联盟内或者国际联盟外举行一次各国会议，来考虑务使德国不再进行侵略的办法。张伯伦不但表示冷淡，后来更是公开拒绝了这种主张。他说：“任何这类行动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只会加剧建立排外的国家集团的趋势，而这种集团一定……是不利于欧洲和平的前途的。”而且他还直率的拒绝了这种建议，即英国不仅应当保证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攻击时去帮助它，而且应当在法国必须履行法捷协定的义务的时候支持法国。

奥地利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至此暂时中断了。在德奥合并伊始，希特勒就曾公开宣称他将不会再有任何额外的领土要求。然而侵略者的胃口是永远不会餍足的。对于希特勒来说，他所要取得的土地还是远远不够的，他的矛头所指向的下一个目标便是捷克斯洛伐克，而捷克也成为了英法绥靖政策的牺牲品中最悲惨的一个。

早在1937年6月，希特勒就命勃洛姆堡制定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突然进攻的绿色方案。由于轻而易举的征服了奥地利，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就成为了希特勒的当务之急。在当年希特勒在向军事领袖们所做的演讲中表示的清清楚楚：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攫取他的领土与人民，使之归属于第三帝国。希特勒拒绝了“不必有借口或理由就凭空进行战略进攻”的建议。当时的希特勒虽然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但还是明智而清醒的。他知道一旦无端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就会因为“世界舆论的反对可能引起严重的局势”。而这种局势对于当时的德国来说还是致命的。但并不是表明希特勒将要放弃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恰恰相反，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捷克斯洛伐克是在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中建立起来的国家，这对希特勒来说就是最大的罪恶。希特勒需要一个事态来作为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借口，苏台德地区就是这样的一个绝佳的借口。虽然苏台德地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归属过德国，而只归属于奥地利，但是对于希特勒来说，这根本构不成问题，更何况奥地利已经归属于第三帝国，成为德国的一个省。正如之前奥地利的情形一样，在苏台德地区也有一个赛斯·英夸特式的人物，他是苏台德地区德国人党的领袖，名叫康拉德·汉莱因。他秉承希特勒的命令而与捷克政府进行抗争，并在和谈中向捷克政府提出“永远也无法使我们满足的要求”。这意味着什么呢？捷克内部之间的和解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外部力量的干涉便成为德捷冲突中至关重要的因素。颇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在最初的危机中英法两国却似乎表现出一种少有的强硬的态度。1938年5月20日，德国陈兵捷克边境，这一行动立刻在欧洲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英法两国大使频繁造访威廉街，警告德国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将意味着一场欧洲大战。希特勒从来没有受到过英法如此强度的疲劳轰炸式的外交压力。对此他大为光火，但在仔细思量后却决定选择退步。5月23日，柏林外交部告诉捷克公使，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德军在捷克边境集结的传闻毫无根据。伦敦、巴黎、布拉格，甚至是莫斯科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以为危机已经被克服了，希特勒已经得到了教训；他恐怕已经懂得，他不能再像他在奥地利那样轻易的进行侵略而侥幸得逞了。然而实际的情况如何呢？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恨意更加深了。他认为自己受到了捷克的极大侮辱，也受到了支持捷克的伦敦、巴黎的侮辱。5月30日，签发了新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指示，开头一句便是：“我的不可变更的决心就是在最近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而之前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指示的头一句却是：“我无意在最近无缘无故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事实证明，希特勒没有收到丝毫的教训，相反却变本加厉了。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却是在捷克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英法两国却没有在对德国进行强有力的回应，相仿却对希特勒采取了进一步的绥靖政策，希图通过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方式来获取欧洲的和平。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竟然是伦敦、巴黎甚至是布拉格竟然会轻易的相信这个满口谎言的独裁者，虽然他作出的承诺是对捷克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无论希特勒做出了怎样的承诺，横亘在德捷之间的苏台德地区确实不得不加以解决的问题。为了调节矛盾，缓和紧张局势，更加为通过绥靖妥协来实现欧洲的和平，张伯伦先是派遣伦西曼勋爵充当苏台德危机的调解人，之后更是亲自与希特勒商谈解决该问题的方案。伦西曼勋爵风尘仆仆的往返于苏台德区与布拉格之间。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友好姿态越来越多，对捷克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几乎是苏台德人要什么，就要求捷克政府给什么。5月14日纽约的报纸刊出一则电讯，上面记载了张伯伦的一些言论，这些言论是在一次非正式会谈张提出来的。这位首相说，一旦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不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不会出兵驰援，捷克国家不能按照现在的形式存在下去，为了和平的利益，英国赞同把苏台德地区划归德国。令人惋惜的是张伯伦从来没有对这则电讯的内容提出异议。6月3日的《泰晤士报》更是发表一系列社论来拆捷克政府的台：它要求捷克政府允许国内各少数民族自治，“即使这意味着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形势似乎已经十分明显，英国准备牺牲苏台德地区以满足希特勒的欲壑来避免一场战争。根据6月8日冯·狄克森大使发给威廉街的电报：张伯伦政府将乐见苏台德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只是这是由公民投票决定的，而且“没有受到德国方面的强制措施的干扰”。

没有人能够理解为什么英法两国在占据着绝对优势的时候会对希特勒妥协纵容到这种程度。在当时的时代中，似乎空气中弥漫着一层迷雾，恰当好处的蒙住了张伯伦、达拉第的眼睛，以至于看不见他们所实行的政策所导致的后果。一战后的和平主义思潮无疑也对英法两国政策的制定产生的深刻的影响。对于一战所造成的灾难的恐惧成为英法两国人民和欧洲人挥之不去的噩梦。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张伯伦来到伯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商谈苏台德危机的解决方案。就是在这次会谈中为慕尼黑协定奠定了基础。对张伯伦，希特勒也像对待许士尼格一样充满了谎言和恫吓。他宣称：“如果德国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而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话，他希望他能以盛年的全部精力领导德国度过危难。”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狂言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希望希特勒能够谈一些核心的问题。于是希特勒向张伯伦问道：“英国是否愿意割让苏台德地区……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作出的割让？”张伯伦作出了如是回应：他可以代表个人说，他承认苏台德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则……他希望回到英国向政府报告他的个人态度，并且取得政府的批准。正是这一表态，而使得后面的妥协投降变得顺理成章。

那么当时的环境已经恶劣到必须通过牺牲捷克斯洛伐克而实现和平的短暂延续吗？事实却恰恰相反，英国甚至还有着一次推翻希特勒而避免后来的灾难局面的机会。随着希特勒侵略脚步的前进，特别是对奥地利和捷克的逼迫，在德国国内逐渐出现了一批暗中的希特勒反对者。这些人有的是政府文官，如沙赫特博士，施密特秘书；有的则是军队领袖，如约德尔将军，参谋长哈尔德。他们曾经派遣密使前往伦敦以弄清英国的意图，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影响英国的决策。他们告诉英国政府：希特勒已经决定在秋季的某一天进攻捷克……如果英国能对希特勒坚决反对到底的话，他们将会采取最有决定性的行动来防止此事。在他们之中有当时的柏林卫戍部队的长官，他们打算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逮捕希特勒。事实上他们是基于德国对英法作战的悲观态度而反对希特勒的，但是英法两国的态度却使他们大失所望。虽然丘吉尔给德国的密谋者们谢了一封振奋人心的信：“我确信德国陆军或空军大举越过捷克斯洛伐克将引起世界大战。我像1914年7月底一样确信，英国将同法国一起出兵。”然而这对英国政策的实施没有实质上的帮助。事实证明几乎所有人都低估了张伯伦、达拉第尤其是张伯伦的投降意愿。

希特勒对张伯伦声称：他已经下定决心不论用什么办法都要解决一个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三百万日耳曼人必须“重返”德国。对此，张伯伦和希特勒商定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来予以解决。地点设在慕尼黑，这个在啤酒馆政变中对希特勒造成深刻打击的城市。由于张伯伦反对苏联的加入，实际上这次会议只有英法德意四个国家参加。而作为事件的中心国家捷克也被排除在会谈之中。希特勒是坚决反对捷克代表参加这样一个会议的，最终捷克代表只能在隔壁的房间中以备咨询。在决定捷克命运的关键时刻，它却对自己的未来毫无所知，除了感到前途艰难。慕尼黑会议是英法绥靖政策的顶点，会上议定的慕尼黑协定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黑暗的条约之一。协议规定：捷克斯洛伐克要在10月10日之前完成在苏台德地区的撤退，并将其交给德国。更令人吃惊的是这样的内容：“任何现有设备都不得加以破坏，而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应负责在撤退时不使上述设备遭到破坏。”这就好比说在让一个人搬家的同时却不让其搬走自己的财产，而且还要将其保留原样。虽然作为独立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在之后还延续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将寿终正寝。希特勒获得了令人难以预想的巨大成果。慕尼黑协定的签署让希特勒的威望达到了顶点，甚至连暗中密谋反对希特勒的约德尔也欣喜若狂，他在日记中写道：“由于元首的英明睿断，由于他那甚至世界大战都绝不回避的决心，我们再一次不用武力就取得了胜利。”

由于慕尼黑的投降，希特勒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他也变得异乎寻常的坚毅。而且使得希特勒产生了这样一种幻觉，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到的，而在德国国内对于希特勒的崇拜也开始变得疯狂，似乎是没有什么事情是元首办不到的。卍字旗正在德国、奥地利、苏台德飘扬，很快它就将在整个欧洲大陆飘起。

没有任何材料能有找到明确的证据来解释张伯伦何以如此盲目的相信希特勒的鬼话，正是这个温文尔雅、充满正义感的英国首相一手促成了希特勒的成功。然而在英国和法国却似乎对这次协定的签署也感到欣喜若狂—如同德国所展示的那样。张伯伦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伦敦的—达拉第也是同样的回到了巴黎。张伯伦笑逐颜开，站在唐宁街10号3楼的阳台上对迎接他的人们说道：“在我国的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泰晤士报》甚至宣称：“没有一个征服者从战场上得胜归来的时候曾带着比这更高贵的桂冠。”然而他们的愿望很快就落空了。希特勒甚至尚未品尝完胜利的滋味，就将魔爪伸向了波兰。他要求波兰将但泽市和波兰走廊划归德国领土，然而华沙政府强硬的回绝了他的要求。9月1日拂晓，德国军队进入波兰境内；9月3日上午11点钟，英国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命运已定般的“无可避免”的爆发了。

当去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能不令人感慨命运的无常。当时有许多次机会可以避免后来的这一场责难，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当政的是张伯伦、达拉第这样的因循苟安的政治家，面对狂妄而强硬的希特勒，他们选择步步后退。在很多时候，他们只需要握住拳头轻轻一推，就能让第三帝国的宏伟蓝图瞬间土崩瓦解，邪恶的纳粹政权也会分崩离析，然而他们却没有发出哪怕是类似当头棒喝的回应。第三帝国没有受到来自英法、国际联盟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压迫，收到的却是他们递送过来的鲜花。希特莱不过是拿来展示了一下，就将它们扔进了垃圾箱。很多情况下对于罪恶的让步，意味着让更多无辜的人流血。一个心地善良但是软弱的人是不适合充当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的主事人，否则就意味着灾难。张伯伦、法拉第也许人格高尚，但是因为他们的绥靖姑息而发生的二战造成了无数人的死亡。他们想要维护和平却带来了战争。国家的人格与自然人的人格并不能在同一道德体系里去衡量，而现实却又如此无奈，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脱离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和认知构造在进行政治社会活动。邪恶的极端主义总会乘着人类的善良而兴盛。善良的人容易被诓骗，因为他们总是受规则制约，而邪恶的人则无所顾忌。世上只有一个真理：能够击败邪恶的方式恰恰是使用邪恶的方式。想要结束暴力必须依赖暴力。任何退缩所导致的只能是更大的灾祸。

对于和平的渴求反而促成了战争，历史的吊诡不能不令人为之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