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本来只是想顺路回趟家歇歇脚。单位催着办健康证，电话打到体检中心，护士声音清脆得像截玻璃：“十二点前啊，过了点儿血就不好了。”我看了眼挂钟，十点过半，便匆匆出门。医院人不多，流程顺滑，抽血时我甚至还有闲心看窗外那棵歪脖子槐树，叶子被晒得打卷。办完手续，不过十二点一刻，阳光正毒，我站在医院门口踌躇了几秒——回单位太早，回家又太远，不如拐到嫂子那儿蹭顿饭，顺便把给外甥女的红包送了。主意一定，脚步便轻快起来，仿佛做了一件占便宜的事。
可那通电话，像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来。我拨过去，响了三声，嫂子接了，语气里带着一种陌生的警惕：“喂，你是谁啊？你怎么有我电话？”我举着手机愣在路边，蝉鸣聒噪，我却觉得世界忽然安静了。她竟没存我的号码。这倒也罢了，毕竟电话簿里几百个名字，谁记得清谁。可紧接着，她像是翻找了记忆深处某个落灰的抽屉，恍然大悟般喊出我的全名——连名带姓，三个字，一字不差，冷冰冰地砸过来。我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发紧。从小到大，家里人都叫我小名，连邻居家大爷都唤我“阿某”，她这一声官称，生生把我从“自家人”划到了“外人”那一栏。我心里像被细针扎了一下，不疼，却酸得厉害。要不是红包已经揣在兜里，我差点就想说“我不过去了”。
公交车久等不来，我沿着马路牙子走了足足几站地，皮鞋里灌进细碎的沙砾。外甥女的电话追过来，问我到哪儿了，我喘着气说快了，她“哦”一声就挂了，干脆利落，像完成一项任务。爬上那五层老楼的时候，膝盖发软，推开门，嫂子正围着围裙炒菜，锅铲碰铁锅的声响热闹，看见我进来，叫女儿赶快给我倒水，外甥女儿甜甜的喊道：“姑姑喝水！”我灌下一大杯凉白开，水顺着喉咙流下去，把那些酸涩暂时冲淡了些。
饭桌上摆着四菜一汤，家常味道，嫂子一边给我夹菜一边念叨：“你哥说研究生也不算什么，不让声张，咱自己人吃顿得了。”我咀嚼着红烧肉的油香，却品出另一层意思——若不是我自己撞上门来，这顿“自己人的饭”恐怕也没有我的份儿。吃完饭聊了会儿天，无非是些近况寒暄，我眼皮越来越沉，竟在沙发上睡着了。梦里依稀听见嫂子在外甥女房里低声说话，听不真切，只觉得语调平平，不像商量，更像确认。
醒来时日头偏西，我把红包转给外甥女，微信转账的提示音清脆悦耳，她秒回了个“谢谢姑姑”的表情包，红心乱跳。我收拾着要回单位，嫂子留我吃晚饭，我说天凉快了趁早走。她们送我到楼下，三个人沿着小区甬道慢慢走，晚风把嫂子的碎发吹起来，她忽然说：“本来想请几桌的，你哥说低调，就算了。”我“嗯”了一声，没接话。走到路口，她挥手说慢走，我转身的瞬间，忽然觉得这顿升学宴真是奇妙——主角是外甥女，可从头到尾，她只在收红包时笑了一下，其余时候都在刷手机。热闹是假象，冷清才是底色。
回到单位已是夜里十一点，宿舍空荡荡，一问才知道老总住院了，同事们结伴探望去了。我心里竟莫名松了口气，仿佛从一场尴尬的戏里提前退场。第二天中午，约好同去的同事打来电话说老总明天就出院，不用去了。话音刚落，嫂子的电话就掐着点儿进来：“晚上八点半，路边那个餐厅，你弟弟回来了，定在今天。”我脱口而出：“我去不了，要看老总。”她语气沉了沉：“你是当姑姑的，怎么能不去？不去不太好吧。”我攥着手机，忽然笑了。“姑姑”这个身份，在她嘴里像顶沉甸甸的帽子，扣下来就由不得我摘。可我心里清楚，那顿饭对我而言早已不是庆贺，而是一场必须出席的应酬——红包给了，人情到了，可那句“你是谁”像根刺，扎在那儿，拔不掉也化不开。
下班时同事通知我不必去了，我反而踏实了——躲不掉的非去不可，便去吧。走在去餐厅的路上，暮色四合，路灯把影子拉长又缩短，我想起那句“鸡肋”的典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可人活到这把年纪，谁不是隔三差五要嚼几口鸡肋呢？亲戚间的亲密，有时薄得像张纸，经不起一声陌生称呼的戳；而所谓团圆，也不过是各自揣着手机，在同一个屋檐下消磨两小时光阴。我推开餐厅玻璃门，看见嫂子笑着迎上来，嘴里说着“就等你了”，脸上堆满恰到好处的热忱——那一瞬间，我忽然不怨了。她不是存心冷落，她只是没把我放在心尖上而已。而我呢，我也没把这场宴席当真。我们都在这场升学宴里扮演各自的角色，演完了，散场了，日子照旧。
外甥女端着一杯饮料过来敬我，说了句“谢谢姑姑”，声音甜甜的。我举起茶杯，碰了碰她的杯沿，玻璃相撞发出清亮的响。我看着她年轻的脸庞，忽然想：等她将来办更多宴席的时候，会不会也记得，在她考上研究生的这个夏天，有个姑姑曾为了要不要来吃这顿饭，在心里和自己较了半天的劲？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天黑了，饭吃了，红包收了，席散了。我走出餐厅，夜风凉凉地吹在脸上，像一只手轻轻抹去了所有多余的情绪。明天还要上班，后天老总回来，日子还得四平八稳地过。而那些勉为其难的应酬，说到底，不过是我们给生活交的一点薄税——交了，便心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