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嵬驿之变以后，唐肃宗与唐玄宗彻底决裂，由于唐肃宗在马嵬驿之变中的逼宫行为，等待他的结果只有被废黜太子之位和取代唐玄宗两个选择。很明显，唐肃宗不可能坐以待毙。因此主动出击，远走朔方，取代了唐玄宗而称帝。其实就算没有马嵬驿兵变，也会有其他兵变，李亨一定会当上皇帝的。原因就在于，对于当时的唐朝而言，换个皇帝，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前提。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李隆基对亲儿子的防备促成了安史之乱，那就只有通过认怂、让位，才能解决这一世纪难题。
关系到大唐安危的节度使，是如何一步步落入安禄山之流手中的？
安史之乱的本质是唐朝节度使作乱，但节度使制度本身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掌权的人。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周边少族民族武装袭扰的压力，节度使制度在武则天时期就已出现；到了唐玄宗时期，这一制度全面铺开。在前期，节度使受到了很好的控制：
其一，“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即节度使的选拔，以“德才兼备”为标准，并且不能久任，必须定期更换；不能自己待在朝廷中远远地挂个头衔，而是必须亲临一线；而且同一位将领不能兼任多个地区的节度使，避免势力过大、难以控制。
其二，“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即：在边镇节度使职位上表现得好，还能入朝为宰相。这对那时的武将们极具吸引力：在边镇虽然能掌握一方大权，但再怎么着也是苦寒贫瘠之地，哪里比得上待在朝廷（不然为何安禄山会冒险造反）？比如萧嵩就是因功从河西节度使调任宰相。
因此，起初的节度使们，不仅任期、管辖区域受到严格控制，而且与朝廷间并没有严格的内、外之别。不过后来这些制度逐渐被改得面目全非。
第一步，到了开元中期，李隆基已不满足于防御，而是更加积极的拓边。因此，节度使制度有了巨大改变，比如“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将领们在一个节度使职位上一待就是十几年，逐渐形成自己的势力；“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天宝五载（746年），王忠嗣担任河西、陇右两大节度使，而且还兼行使朔方、河东两大节度使之职能，也就是说，他一人身兼4大节度使的重任，而当时整个唐王朝一共只有10个节度使职位，王忠嗣一人占了40%。
不过，王忠嗣起码还是个“忠厚名臣”，李隆基的下一步动作才要命；第二步，大肆启用少数民族将领为节度使。在唐太宗时期，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少数民族将领虽备受重用，但从来没享受过担任一方大员的待遇。在李隆基时期，李林甫担任宰相后，为了避免边帅因功入朝为相威胁自己的地位，他向李隆基上书，建议大量启用胡人担任节度使，其理由有二：胡人比原本的文臣勇敢，更适合去边境率军冲锋陷阵；胡人“寒族则孤立无党”，这一点最关键——外来户在朝廷里没有党羽，“陛下诚心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如果李隆基以恩惠拉拢，一定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效力。
后来，李隆基严格按照这一思路任命节度使，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当然，还有身兼三大节度使的安禄山。
他为什么会这样听话？李林甫所说的第二点，一下击中了他的“痛点”。
王忠嗣事件，反映出李隆基的真实想法：掌握军权，避免太子染指
天宝六载（747年），身兼2+2节度的王忠嗣屡立战功、威名满天下，手下汇集了李光弼、哥舒翰等名将，李林甫非常担心接下来他会入朝为相。而当时的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早已野心勃勃，对于这样一位名将也是极为忌惮，同年，他以修建雄武城为名，请求王忠嗣派人手帮忙，实际上是向找理由扣留他的精兵。
然而王忠嗣没这么容易被忽悠，他亲自前往范阳实地查看情况以后，看出了对方的心思，没有会面安禄山就立即返回。其后他多次向朝廷上书，声称安禄山日后必定会造反。这也让安禄山的举荐人——李林甫对王忠嗣越发排斥。
不久后，李隆基命令王忠嗣强攻吐蕃人控制的石堡城，却遭到了对方的反对：“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而且，控制了石堡城并不能为唐军带来多少优势、没有控制也带不来危害，因此，他建议静待时机、切勿强攻。
而另一位将领董延光却主动请缨，于是李隆基命令他前去攻城，并让王忠嗣全力配合。但王忠嗣却出工不出力，虽派人助拳，却没立下赏格，目的就是不让将士们拼命、避免无谓的牺牲。
此战唐军久战无功，董延光恼羞成怒，将责任甩给了王忠嗣。而李林甫则趁机添油加醋，他让人向朝廷举报：“称往任朔州刺史，忠嗣为河东节度，云‘早与忠王同养宫中，我欲尊奉太子。’”
李隆基立即命令王忠嗣入朝，并且交付御史台、中书省与门下省三司共同审问。
后来，在李林甫的示意下，三司启奏王忠嗣罪名当死；好在哥舒翰那时正受李隆基重用，他声泪俱下、死缠烂打，甚至提出以自己的爵位换取王忠嗣的性命，最终李隆基卖了他一个面子，将王忠嗣贬为汉阳太守了事。
这不是李隆基首次因为太子与边镇的关系而动怒。就在不久前，太子李亨的朋友——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因不满李林甫专权，曾劝玄唐宗不要任用李林甫；最终他被李林甫以“皇甫惟明阴谋立太子为皇帝”的罪名拉下马来，被贬为播川太守。
各种史料记录证明，当时的李隆基与李亨名为父子，实际上却犹如政敌，在皇位上待了30多年、年过60的李隆基，身体、精神却一如既往地硬朗，对自己的宝座看护得更紧；而太子与边将们的关系，更是让他如芒在背。因此，当李林甫提出大规模任用藩将时，立即得到了他的赞成。
安史之乱马嵬驿事件前后的情况表明，失去权威的李隆基，让出皇位势在必行
而安禄山讨好李隆基的众多花样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贬低太子。
有一次安禄山从范阳入朝，李隆基命其拜见太子。安禄山却故意不下拜，声称：“臣愚，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最终，才李隆基的要求下，他才装作迫不得已样子下拜了事。
而李隆基要的就是这种态度：为了表忠心，可以得罪下一任天子，这才是真正的自己人。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让安禄山身兼北方三大节度使之职，甚至无视其与杨贵妃不清不楚的关系，甚至还破天荒的将其封为异姓王。
后来，不断有人举报安禄山密谋造反，却一律被李隆基绑起来押送给安禄山，让其自行处置。他是在践行李林甫的那句话：“陛下诚心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
不过他的恩宠没换来对方的忠心。安禄山原本计划等李隆基驾崩后再造反，但随着李林甫归西、杨国忠跟自己不对付，他决心将作乱提前。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正式爆发。
而被自己养的狗反咬一口，却没能让李隆基幡然悔悟，接下来他继续昏招迭出：轻易杀掉名将高仙芝、封常清；听信杨国忠的谗言，拒绝郭子仪、李光弼的建议，逼迫哥舒翰出潼关迎战，导致20万唐军几乎全军覆没、长安的门户大开。而直到此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丢下城里的百姓，自己带着儿孙、后宫、宠臣们逃往蜀地。
因此，当到达马嵬驿时，随行的将士“饥疲，皆愤怒”，李隆基的亲信、龙武大将军见势不妙，准备将杨氏一伙当成挡箭牌。他将这一计划告诉太子时，对方的反应很微妙：“太子未决”；而当将士们暴起杀掉杨国忠等人、包围驿站时，李隆基亲自出来安抚，却无一人搭理；直至高力士出来交涉，陈玄礼才提出了“诛杀杨贵妃”的要求。而李隆基对此犹豫不决之际，韦谔一句“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终于让他下定了决心，将杨贵妃缢死（奇怪的是，这一过程中，太子全程未出声）。
接下来，李隆基执意前往蜀地，而将士们却完全是另一种意见：“将士皆曰：‘国忠谋反，其将吏皆在蜀，不可往。’”
而此时的李隆基已经“虑违众心，竟不言所向”，压根说不上话了。紧接着，当地的“父老”们建议李隆基自己去蜀地，留下太子主持大局；当李亨流泪表示要跟着父亲尽孝道时，“父老共拥太子马，不得行”。
李隆基眼见李亨迟迟不来，派人回去查看得知实情后，感叹道：“天也”。至此，父子俩的权力交接实际上已是势在必行，他分了两千多将士给李亨，并向他们交代：“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辅佐之。”
最终，李亨北上朔方之后称帝，任用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历经多年才平定叛乱。而太上皇李隆基回京后，则处处受限、被剥夺政治权力，直至在宝应元年（762年）父子相继驾崩。
因此，从马嵬驿之变前后的情况来看，李隆基已经无法领导大唐翻身，军心、民心早已离他而去，太子李亨扶正势在必行；若果没有马嵬驿兵变，一定会有其他类似事件发生。而在马嵬驿，如果不是陈玄礼统帅统领禁军，也许李隆基极有可能命丧当场。
由此看来，单个封建帝王在位绝不能超过30年，否则，自己的太子也会成为敌人，更会给政权带来巨大的危害。汉武帝、唐玄宗，这两位曾空前成功的帝王，竟然在这方面出奇的一致，这就是封建皇权的“致命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