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的某天，弹吉他又失聪的老黄问我：“你现在还写吗？”，我也很奇怪，大概我上山下海修照片，写过的东西零散落落，在这个信息爆发，自媒体充斥的时代，很感激还有人记得我写点东西这件事情，我的大学室友小白也说过，在我丰富的表情背后，只有通过我打出的文字，才能够确切感触到我的真实想法。特别感激还有那些读万卷书码着字的朋友，我们对诗而不笑我肤浅，三观有差而不愚我幼稚，远不敢以“文人”自称，也不知道在这个时代，如何去界定。

      在我年少时候，韩寒算是，咪蒙在我心里，并不是，在我年近所谓而立之年，我竟然找不出几个当代适时鲜活的灵魂，这让我感到自己的无知狭隘以及恐惧。在写作成为一种消费和标榜的时代，它不再是一件来自灵魂的武器，不是鲁迅骂人的工具，不是萧红感知的时代，也不是王小波价值的反思。它变得廉价、迎合、无风节，谁能告诉我，像我这种在文字里寻求生活细枝末节与精神共鸣的人，看着书店琳琅满目的《销售大全》、《跟曾国潘学做人做事》，谁来回答我当代文人是什么。

      这不能够是在键盘上打字并制造多少流量的结果就被称作文人吧。所以我梳理了自己和几个还在写作的朋友交流记录，他们的情况也各不相同。

      第一位友人陈龙先生，他曾经是一个少儿文学作家，将自己的文学作品发表在少儿读刊上，现在做着文案工作，也开了公众账号发一些东西，我问他现在对于写作是什么样的状态，他告诉我：“最好的状态就是大部分都没有在写了哦。”我有一些失望，提起与他相识充其量是个网友，但区别在于二零一六年的腊月二十六日，我要办一场“人文”茶会，我搜罗了本地域各类人文影响力的名单，生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青年写作者是一个巨大断层，我坚信这样的断层是文明进程阶段巨大的损失，也是对于我不合群的充分肯定，正在我恐慌的时候找到了他。后来，我并不在意我们有多少的沟通，只要他还在写便是一种共鸣激励，偶尔我们在微信上对诗。我提醒自己，如读书不计功利一样，如果在记录写作这件事情上会让自己觉得欢愉，那就去拿笔。

      第二位是黄振宙先生，我小时候就知道他是个“古怪”的文人。由于生于不同的年代，从他的作品中能充分感知到阅历带来的大脑库存，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年轻人，父辈写作者身上，更能够感受到时代的文人气息。比如三杯酒下肚书房呆一天，再比如用儒释道思想来解释权贵与平民之交，再再比如我写了书不歌功不颂德，世态万象流于脑子里，可我要出版谁来买单。因为我今天给他发信息还没有回我，只能按照自己对他的认知理解了，但黄先生的字句立于纸上，一本完整的白纸黑色比起网络篇幅，这对于写作者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若能够从作者的文字中读到纠结，大概就是对自我的一种反思吧。

      第三位张征先生，朋友的朋友，做文案工作。听说他桌子旁的书垒得跟自己差不多高，莫名其妙拉近了我的心理距离。他在公共账号上一直写着消费软文，让人敬佩的是，表达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内心的感触，正确的三观，并不刻意追逐流量的问题，这也许是他的老板与他在思想层面达到了基点共识。他说早些年有出书的想法，自诩新生文学青年，这些年繁芜多了，时间无法集中  主要是思考系统不了。我认为是时代没有给我们一个需要集中战斗的思想导向，所以有的人不写，写的人很难写出好东西，他说：“是因为，环境，让自己怀疑自己。”

      每一个写作者大概都存在过“拿字卖钱挣生活”和“不为生活区写作”的挣扎吧。在我21岁那年，我幸运的用自己写的故事拿到了3500千元的额外生活费，以后的时间里，摘抄、写作与小时候给老师交日记并没有太多的区别，当多数人为生活所俘虏，寻找依然还有这番热情的伙伴共同去维系价值体系成了奢侈，批判的断层、价值被压抑、情感的功利化，让我们面对前者留下的宝贵精神食粮，却翻不出太多当代的思维进步，我说那等我们老了，想写就写，不写反正也会老。

      偌大祖国充斥着朋友圈鸡汤链接，媒体报刊墙头草动，书店里功利读物，扳着手指找不出十个青年熟知的文人风骨代表。每一篇软文作者背后，都是对“共情群体”的取悦，取悦流量，取悦群体共性，将自己的利益和有情绪宣泄的人捆绑在一起。然而这不能回答“你为什么写作？”，潜伏在数据之下的“共情”危机，便是每一个提笔之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激情让我不安，最低成本的精神建造成为了情绪的垃圾场，在实践之中直接反映到青年一代失去干劲和创造力，弱化对生命的感知。快销的每一篇文字会让人懒惰，我更愿意看王小波回复共情绑架的人：“我是你爸爸。”

      何谓文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