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阳正南13公里处，有一条名叫伊水的大河向南奔涌，在河流的东侧坐卧着香山，西边坐卧着龙门山，两山夹一河，远远望去犹如天然门阙，所以被称为伊阙，伊阙又被称为龙门。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9世纪，在短短1公里的龙门山崖上展开的开凿运动持续了400余年，从北魏孝文帝开始，历经了东、西两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数个朝代。在2300余个窟龛中现存10万余尊佛像，另有碑刻题记3600余品，佛塔40余座。

这些佛像大小形态各异，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神秘莫测的微笑荡漾了千年，至今留在唇边；枝蔓交缠的莲花盛开了千年，依旧拈在手中。是谁，在这里开凿了如此壮阔的洞龛佛像？出于什么目的？又为什么能持续400年之久而连绵不绝？上一篇文章我们介绍了四大石窟之一的云冈石窟，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龙门石窟。

公元493年8月，北魏孝文帝以南下伐齐为名，率领文武大臣、30万军队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南下。然而此次伐齐只是一个借口，孝文帝的真正意图是以南下为名迁都洛阳。公元494年，大军到达洛阳，恰逢连降大雨，道路泥泞，很多大臣不愿再走，孝文帝乘机留下，并宣布迁都洛阳。就这样，孝文帝轻易的实现了迁都。

迁都是一件大事，雄才大略孝文帝当然不会随便的做出这个决定。他的目的在于推行汉化，而大同偏居北方，不如洛阳的地理位置，不利于北魏王朝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另外洛阳也是当时北方汉文化的中心，一生致力于推行汉化的孝文帝，迁都洛阳当然也是一件势在必行之事。

一个皇帝，尤其是一个有野心的皇帝，每做出的一个重要决策，都会带着重大的政治目的。拓跋俊支持昙曜开凿云冈石窟是如此，孝文帝同样如此。迁都之后，孝文帝延续了北魏王朝在云冈开凿石窟的运动，地址就选在了龙门，而且此次的开凿规模更大。

北魏是龙门石窟开凿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古阳洞便是龙门石窟第一个被开凿的石窟。古阳洞是孝文帝为了纪念其祖母冯太皇太后而开凿的功德窟，同时也是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除了皇家，一些达官贵族也在这里开凿窟龛，以求功能，祈福免灾，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珍贵文物。比如书法珍品-龙门二十品，古阳洞中就占有十九品，另一品在慈香窑中。龙门二十品是指从北魏时期精选出不同的二十块造像题记，它们记载着佛龛的雕凿时间、人物、目的等。它们吸引无数海内外游客前去观赏。

古阳洞中也存在着许多反映当时社会审美的佛像。虽然这时候的佛像不再是云冈石窟时期那样的瘦骨清像，但是从佛像的精巧细致的背光以及变化多样的龛楣来看，清瘦之美依然是那时候的主流。

除了古阳洞，另外一个石窟也是北魏时期的代表洞窟，这就是宾阳中洞。宾阳中洞是宣武帝为了其父孝文帝修建的功德窟，历时24年动用民力80余万。原计划开凿南、中、北窟，然后由于发生了宫廷政变等原因，只完成了中窟，南、北窟完成于唐朝。所以在宾阳洞中的佛像体现着两种不同的风格，一为清瘦，二位丰腴。后来随着北魏等政权的覆灭，中国进入了辉煌的隋唐时期。

龙门石窟中的佛像，北魏时期占30%，唐时期占60%，其它时期占10%，而唐代大多数具有代表性的石窟又开凿于李治、武则天时期，这也是龙门石窟开凿的第二个高峰期。

奉先寺石窟是唐时的代表石窟，也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艺术最为精湛的一组摩崖型群雕，开凿于唐高宗初年，公元675年完工。石窟中的佛像以唐代佛像形态为主，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奉先寺石窟的主佛为卢舍那大佛，总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耗时3年零1个月。卢舍那大佛的面相是以武则天的面相为原型而开凿，而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介绍了，北魏皇帝拓跋俊让昙曜将北魏历代皇帝像与佛像融合，而这里武则天的面相和佛像融合，足见其野心。“卢舍那”意为光明普照，日后，武则天也据此给自己造了一个字——曌，意为日月当空照。

除了卢舍那大佛体现着武则天的意志，惠简洞中的弥勒佛也将这种野心体现得淋漓尽致。佛经曾说天降弥勒，将化身女主，而武则天的拥泵们炮制出了一出“汜水献碑”的戏文，碑上面刻着《大云经》经文，并说武则天便是弥勒转世。弥勒佛也叫未来佛，在释迦牟尼的圆寂后将成为佛祖。释迦牟尼代表男性，弥勒降生人世，被赋予了女性的角色，武则天可谓苦心孤诣。当然，历史并没有辜负武则天。公元690年，武则天在六万人上表的请求下，登上了龙位。

在龙门石窟，除了上面介绍的洞窟，像万佛洞、看经寺、莲花洞等等，都是其代表作。这些石刻，在体现当朝者意志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形态，以及艺术风貌。比如佛像面容融合帝王面相，是皇家意志和君权神授的深刻体现，而佛像的体态则是当时社会审美的主流，比如北魏时期以清瘦为美，唐时以丰腴为美。那些精美的石刻，体现了帝国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显示了那个时候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也为后世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后面我们将继续介绍我国历史上的石窟文化，感兴趣的网友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哦。同时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