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志田，四川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被称为当前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很多作品都已经成为近代思想史领域的必读书。
在本书里，罗志田给我们展示了胡适思想世界的复杂性。胡适的成就和失败，都是因为他处在中国历史过渡时期，所谓“新时代的先行者”也可能是消逝时代的余音。所以，想要理解胡适的复杂性，就必须回到他的人生历程和他所处的时代之中。
胡适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尤其是在美国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使他确立了做“国民导师”的志向。回国后，胡适从教育领域入手，把“再造新文明”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之道，倡导和推动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新的思想和学术典范，填补了中西文化交流下中国思想界的空白。在“再造文明”的理想支配下，胡适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徘徊、进退。面对不断趋新的时代潮流，他自我调适，努力跟上年轻人的步伐。他赞颂苏俄和社会主义，试图把国民革命纳入“中国文艺复兴”的解释框架。但是，政治环境没有给胡适施展的空间，最终却只能感叹“很多梦想都没有实现”。
一、胡适“再造新文明”的准备
胡适是个矛盾的人，他主张浅显清楚，但自己的心思却往往叫人捉摸不透，他说话有高度技巧，在一定范围内直言不讳，这和他的幼年时期成长环境有关。少年时的经历让胡适养成了善于与各方面人物相处，又自我保护、小心谨慎、注重细节、爱惜羽毛的性格。
胡适“再造文明”的努力首先选择了在教育，特别是从高等教育领域倡导新文化入手。这与他的受教育环境密切相关，13岁到19岁，胡适在上海接受了新式教育，不但接触到了西方的思想，而且养成了社会参与的意识，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思想上的大变动。
在美留学的七年是胡适一生思想与志业的定型时期。他不但学到了新知识，而且对西方社会和文明有了深度的了解，特别是受到了老师杜威的深刻影响，领会了杜威讲调和的精神，这让他在中西比较视野下重新审视自己的祖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确立了做“国民导师”的人生志向。
胡适处于新旧文明交替之时，接受的是一种中西文明混合的教育。他说自己身上有“中国的我”和“西洋20世纪的我”这样两个新旧中西不同的“我”同时存在。对于家庭和爱情，甚至民族国家走向等问题，究竟是采取中国的还是西洋现代的态度，他自己其实经常是犹豫的。
二、胡适“再造新文明”的实践
胡适早期“再造新文明的尝试”，主要是从教育入手倡导和推动新文化运动。
1917年，胡适回到祖国。回国前，他已经因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在国内有了一定声誉。这场文学革命，是胡适施展自己抱负的第一步，对中国文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成为了新旧文学的分界线。
当胡适回国之际，造就英雄的时势已酝酿成熟。胡适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的时代”，而他作为时代交替过程中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恰好填上了中国思想界的一段空白，建立新的思想典范，形成了席卷一时的“新思潮”。
胡适的新思潮，根本意义只是一种“评判的态度”，也就是凡事都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不好。胡适提出，新思潮的目的是再造文明，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将来的趋势则是研究人生社会的重要问题。这就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观念。新思潮对待中国旧文化的态度，是一面反对盲从，一面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也就是所谓的“整理国故”。
胡适提出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在一定程度上正适应了中国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这帮助他在北京大学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也为胡适在文化教育界的领袖地位打下了基础。
三、胡适在政治上的尝试和自我调整
胡适对政治的态度也是服从于“再造文明”这一根本目标的。胡适曾发誓不谈政治，也确实很少参与实际政治，但“议政”却是他一直想要做的。
胡适真正讨论政治问题是提出“好政府主义”，其核心思想是政府要管事，实行“有计划的政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胡适的政治主张无法真正实现。政治谈不下去的胡适，又转回到文化上，他想再用二十年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一个可靠的基础。在当时激进的社会中，胡适给人以“落伍”的印象，很难再得到知识青年的拥护。
1923年前后，中国思想迎来又一个转变时期。当时的青年学生大多数都在向往新生的苏俄和社会主义。胡适也有意无意地不断跟进，他赞颂苏俄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胡适的思想方法来自于杜威，但在政治问题上，胡适特别强调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性，相比老师，已经显得更为激进。作者也认为，胡适在政治上的失败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他拘泥于杜威，因而对当时的国情认识有误。他热衷“一点一点改革”的温和渐进的方式，却忽略了“近代中国的重心已失”的事实。
胡适从当时的国民革命中看到了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他认为国民革命为“中国文艺复兴”提供了政治解决的方案。但国民党的清党屠杀、“党化教育”都让胡适感到失望。于是，胡适又站出来批评“党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危急的时局把胡适推向当政的国民党。抗战全面爆发时，胡适思想中始终贯穿着的爱国观从理想转到了现实层面，出任了驻美大使。二战结束后，美国把中国拉入了世界四强的行列，胡适对此十分珍视，进一步与政治绑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