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90年代的时候，住在筒子楼的人们是农村人艳羡的对象，这意味着他们是吃国家粮的有身份的人，而高考，是我们这些农村娃跻身筒子楼的唯一途径。现在，我们这些如愿住在一格一格单元楼的80后，却都有一个高远的梦想，那就是拥有一座独门独院有山有水的大房子，也就是富人们的别墅。人生的确是围墙，曾经我们拼命要逃离的那座大房子，现在变成了我们新的梦想。因为住在不接地气的单元楼的我们，怀念的并不只是那与现在的鸽笼不能比的宽敞，还有那扇随时都敞开着的，接风接雨也接人气的大门。
在乡村长大的我们，不用像城里的孩子，脖子上挂串钥匙。普通的人家，大门都是随时敞开的，院埕也是公共的供孩子们嬉戏的场地，个别认真的人家，出门时会把门栓上，但从不上锁，邻居出入自由开关。而如果家里有人，把门关起来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仿佛你在家里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可是在单元楼里，你进了门，随手就会把门锁上，把自己关在里面，这在农村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后来我住在商品楼里，也常会思考人与人的距离的问题，在农村，独家独院的每户人家，住得不算近，但是却非常亲切熟悉，不惧别人随时闯入我们的大门，而商品房对房的我们，住得如此之近，却如此陌生，每时每刻关着门的我们，如此害怕别人窥探到我们的生活。空间近了，距离却远了，也许却是人性保护自己的需要，而反而是单门独户的农家院子，是一种适当的空间距离，走进院子的人们，在门口的一声叫唤到走进大房子，已经足够房子里的人们调成状态出门应对。而局促的商品房，当局外人推门而入，那种暴露感会让我们无所适从，于是随手关门也就变成习惯。
小时候的家，我甚至不知道家里钥匙的模样，只是每个晚上，看着奶奶用木条栓门，早上扒开木条，一敞就是一天。而住在商品房里，随身带钥匙这个习惯让我很不习惯，有几次，都是把钥匙落在家里随手带门出入，然后像丧家狗一样等待老公回来救援，而每次的这个时刻，一个人在楼道徘徊，总会无比心酸，在农村，不要说我家从不锁门，即使真的锁了门，我也有随时开着门的邻居可以串门，而楼道里那一扇扇就在眼前却关着的门，我没有勇气去敲任何一扇，我害怕那奇怪的眼神。
春天的院子，开满了胭脂花，小伙伴们一起采花来染指甲；夏天的屋顶很凉爽，我们把饭桌搬到了屋顶，在屋顶上吃饭聊天，然后铺张草席躺着数星星听奶奶的故事；秋天农闲了，村里的庙会到了，家里来了不少亲戚，夜里一个大床睡着很多人，大人聊天，小孩装睡；冬天好冷，我们有叫捂脚的时光，就是一家人，有时也有邻居，一起坐在被窝里聊天。这是我在农家院子的童年，物质并不丰富但留着很多美好回忆的童年。 在女儿出生以后，看着她在不足一百平米，堆着各类玩具的商品房里，我常常莫名地焦虑，我想把她带出这一百米的空间，我想让她也有清风明月和星辰，可是我却如此无能为力。在一堆玩具中，吹着空调长大的她，或许并不会有特别的遗憾，可是我却为她没办法体会那样的美好而觉得深深遗憾。
敞着门的老家，清晨我还在睡梦中，就听得到邻居来来往往的问候和爷爷奶奶的应答，他们常留下来，喝一杯热茶；夜晚他们就聚集在我家的院子里或有风的巷道里，讲日常讲传奇，我搬张小凳子坐在他们看不到的后面，听得津津有味，没有人会叫我去做功课。我知道每一个婆婆婶婶的名字，我知道她们每个人心里的苦，我知道了别人的生活，因此了解世界，我看到奶奶如何温厚地劝慰别人，于是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可是我的孩子呢，在一个关闭的门后，她如何了解这个世界的善与恶，我们又要怎么教会她与这个世界相处。她即使读了比我多的书，也不比我的童年，那一个晚上听来的故事来得直接生动。她或许有她认识世界的方式，可是我依然对于她没有如我童年的体验而耿耿于怀。
但是回去吗？回得去吗？那个你长大的村庄，那座随时开着门接纳你的农家院子，现在你已经是它的客人。每隔一阵，我会带孩子回去，带一点地气和人气回来，但我们都回不去了，我们仍然要回来，在高楼的单元房里，怀念那回不去的日月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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