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深秋，我到四川川西北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走了一趟。那里藏、羌、回、汉多民族醇厚的人文历史和独特的自然景观，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仔细回想品味，令我感受最深的，还是从成都经都江堰去汶川、茂县、松潘等地往返几百公里的路上。

这是一条朝圣的路。古往今来，有多少虔诚的人们，怀揣对幸福的追求和梦想，历经千难万险，沿着这条路，去往自己信仰的圣地，探寻心灵的慰寄，朝拜心中的圣者……

物转星移，光阴似箭。今天，这条蜿蜒曲折的出川古道，已变成宽敞曲直通往阿坝州州府马尔康市的高速公路。在逶迤陡峭的山岭和咆哮奔腾的江水之间，“大巴车”跨桥涵、过隧道，盘桓而上。

行走在朝圣的路上，我想起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特大地震。就是这条路，80%的路面、桥涵和隧道损毁，数十处山体崩塌，交通阻断。危机时刻，共产党员纷纷挺身而出，冒着余震的威胁，率先冲入“不可触碰”的地方昼夜奋战，及时地把这条抢险救灾，恢复重建的生命线贯通到地震震中的汶川映秀镇。人们忘不了，震后的映秀镇是一片倒塌的废墟，只有一支旗杆屹立在学校的操场上，旗杆上还飘扬着国旗；人们忘不了，大震来临的瞬间，是一名人民教师背负千斤重力，抵住即将垮塌的墙壁和门框，牺牲自己，换取40多名学生逃生；人们忘不了，映秀小学那位校长，面对学生家长的哭泣，忍着巨大的悲痛，沉默着连续三天三夜挖掘不止，寻找他的学生。然而，不远处是他的家，母亲、妻子仍埋在废墟下生死不明；人们忘不了，映秀镇原“漩口中学”为什么改名为“七一映秀中学”？那是因为4654万元全额援建款是共产党员的“特殊党费”。

行走在朝圣的路上，我看见沿途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楼堂馆舍，一排排鳞次栉比的崭新住宅，一张张洋溢笑容的脸；我看见羌寨古朴的石屋，雄奇的碉楼，藏民温馨秀丽的家园，古城松潘回族青砖碧瓦的洁净小院。我更看见大震后，党中央、国务院“全国对口帮扶”的决策和措施，在川西北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仅就山西省帮扶茂县重灾区为例：自2008年到2018年十年间，山西省把茂县作为本省原有119个县（市）的第120个县来建设。从基础设施、卫生医疗、居民住宅、交通道路到广播电视等各领域全方位援建。茂县地区总值（GDP）由6.6亿元上升到34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12120元增加到29368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由2417元增加到11892元。震后十年的茂县不仅是浴火重生，更是在废墟上实现振兴崛起。从悲痛走向豪迈的灾区人民发自内心地说：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会有“一方受难、八方支援”人民至上的奇迹出现。

行走在朝圣的路上，我来到松潘川主寺镇“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缅怀革命先烈。被誉为“中华第一金碑”的红军长征纪念主碑，座落在园内的元宝山顶。609级台阶，象征红军长征时的609次战役；碑座用汉白玉雕制，寓意红军在这里翻越五座雪山的艰苦历程；碑身为亚金铜贴面的三角立柱体，象征红军长征的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部队；碑顶是一位红军战士高举双手，一手持枪、一手持花，寓意红军长征的最终胜利。在阿坝州选址建设红军长征纪念碑园，是因为红军在这里迂回的时间最长，战斗次数和召开的会议最多，雪山草地长眠的英魂忠骨也最多。在这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在这里，党中央毅然决然地坚持了北上陕北，朝着革命圣地进发的正确路线。我肃立在红军长征纪念碑前，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小学课文里：《金色的鱼钩》中，那位红军老班长忍着饥饿，躲开年轻战士，咀嚼鱼骨、草根，牺牲在茫茫草地；《一袋干粮》中，那个仅13岁的女卫生员小兰，为给伤员省下口粮，把野草放进包里充当粮食，天天背着伤员煮草充饥；《丰碑》中，红军军需处长把少有的衣被送给战士，自己穿着单薄褴褛的衣服，在雪山寒风里，依偎着岩石冻成一座丰碑的壮烈身躯……扪心自问，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视死如归朝着胜利的方向，去寻找革命的圣地？是信念、是初心、是信仰！

行走在朝圣的路上，我获知：继成都经都江堰，汶川到阿坝州州府马尔康的高速公路贯通后，又一条成都至兰州的高铁线路即将贯通。这是一条全长727公里，纵贯川西高原和阿坝州茂县、松潘、川主寺、黄胜关、红原、若尔盖等区域的出川大动脉。一条条“天路”是内地连接川西北的经济振兴路；是深入祖国大西北的战略保障路；是沿途地区完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宏伟蓝图的希望路。更应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铺就的一条繁荣昌盛,幸福万代的光明之路；是共产党人坚定信仰，奔向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朝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