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铜川市雪山书画院平台发表了“我的教学生涯之二——在刘家堡小学的日子里”一文，随后有人在文后留言“李老师好！很期待教学生涯之三——在胜利高小任教的日子”。虽不知这位读者姓甚名谁，字里行间却有一种扑面而来的亲切与熟悉。我在原高楼河公社任教四个学期，先后辗转三所学校——贾家原小学、刘家堡小学，最后是胜利高小。能清楚知道我曾在胜利高小任教的，想来应是故人了。为不辜负这份温暖期待，今天便以“我的教学生涯之三——在胜利高小任教的日子”为题，续写那段岁月。
胜利高小是当时高楼河公社胜利大队所办的学校，（注：1983年底前，人民公社尚未改为乡、生产大队改为村。)坐落于铜川至蒲城罕井的公路旁，东临原公社驻地，西近东坡矿煤矿，地处胜利大队的中心位置。步行十几分钟即可抵达东坡火车站与汽车站，校内设有教师灶，生活与交通条件相比之前任教的学校都要便利许多。
校园建在一处土台之上，北靠土崖，形成一道天然围墙。离崖数米远处，是一排坐北朝南的五间砖木结构房屋，其中两间打通作为教室，两间教室之间夹着一间小屋，那便是我的宿办合一之处。东西两侧的土墙与南面开设两扇木门的上墙围合出一方规整院落。面东另有三间矮房，两间作教师宿舍，一间堆放杂物。土崖不算太高，崖下凿有一孔窑洞，既是灶房，也是课余时间大家闲话家常的聚集地。
1983年春节过后，我接到了调动通知，同时也听闻一些有关人事安排的风声。传言虚实难辨，心中却不免有些遗憾——若当时能进公社中学，便可获得进修考试的资格；而在小学任教，则只能报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上大学，始终是我心底未曾熄灭的梦。
到胜利高小的第一天，正逢村校管会组织的欢送与欢迎会。围桌而坐的多是大队干部：书记、队长、会计，以及学校校长等，几乎全是男同志。或许因为现场有我们两位女教师，往日的闲散随意的气氛收敛了许多，场面显得略微正式。桌上摆着花生、点心，但取用时动作都格外轻缓，唯有愈来愈浓的纸烟味自在弥漫。其实，在贾家原和刘家堡小学，每学年开学也有类似的座谈会，一样的烟气袅袅。村干部在新学期伊始，到学校与教师见面座谈，是当地不成文的规矩，是一种尊师重教的传统，也是一份朴实的人文关怀。如今回想，那般场景依然让人觉得真诚和温暖。有时还会备上些花生、瓜子、点心，虽然老师们很少在席间当面剥嗑品尝，但会后，校长总细心分给大家。我看到桌边放着用红纸包裹、两端露出毛巾的纪念品，知道那是村里送给调离老师的赠别心意。
除了与我同来又先一步调离的那位老同学，其余人我皆不熟悉。当大队书记让我说几句时，只觉一阵热流涌上脸颊。我用普通话简单表态，并将最重要的一句话郑重送出：“为提高学生升入初中的比例而努力工作。”那时尚未普及六年或九年义务教育，五年级学生考初中，对学校、对家庭，都是件至关重要的事。
胜利高小一共三个教师：一位男老师兼任的校长，负责四、五年级的数学；另两位女教师，包括我在内，各任一个年级的班主任并承担语文教学。我仍教五年级语文。全校学生有四十余名。
在那里的半年时间里，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给学生上课、补课。二是自学备考。五年级学生来自各小队的初小，基础参差不齐。曾有一次公开课，我问“烟花三月下扬州”中的“三月”属什么季节，叫一个平时学习成绩不错的学生站起来，竟也没能答准。于是，在讲授新课的同时，我也带他们回顾拼音、字词、句子与诗词。借助手头资料和借来的图书，将基础文学常识整理成简明易记的笔记，让学生抄写背诵。既想借此拓展他们的知识面，也多少弥补课外读物匮乏的遗憾。令人欣慰的是，最终毕业升学成绩不错，全班十几名学生全部考入了初中。
而我自己的备考，则在预考后戛然而止。如今回想，那时的自学之路确实艰难。报考需分科，还有预考关卡。我虽报文科，但困难重重，最令人头痛的是地理——一切须从零开始。借来课本，只觉茫然无措。面对密集的概念与图表，思绪如搅入面粉，越理越乱。花费大量时间，依然记不牢、分不清。英语词汇的匮乏，也成一大障碍。
时光走笔，岁月成章。年逾花甲，总易回望过往。自离开胜利高小，离开高楼河公社，我便再未站上讲台，不曾带过学生、写教案、改作业、担任班主任。那段教学生涯虽短，却在生命的河流中荡开不小的波浪，在岁月的画卷上，落下了浓重而鲜明的笔触。那短短的时光，于我的人生旅途而言，始终是一段美好而珍贵的回忆。
